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從哲學的觀點來說，這種態度無疑是相當混亂的，那位詩人比這位思想家更加混亂些，但是，持續的思想則是它的高度理想主義。它反對主要宗教的神聖信仰，因為它們的上帝是世界上一位暴虐和不正義的統治者，他要為所有的宗教戰爭和對其它信仰的一切迫害而受到譴責。但在這種否定之後，可以看到一個不對另外一個上帝的過錯負責的上帝，這就是那位和平的、對人類滿懷愛情的上帝。實際上，雪萊和諾貝爾的無神論，與基督教和柏拉圖主義很相近。”
諾貝爾對內森·索德布羅姆的教區工作，經常給予金錢支援。索德布羅姆後來成為瑞典的大主教，但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是巴黎瑞典教堂的牧師。他曾給諾貝爾寫了下面幾行很有啟發性的話：“我們在宗教觀點上的分歧也許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因為我們兩人都同意，我們應該對我們的鄰居，做一些我們希望他為我們做的那種事情。坦白地說，我有一位繼父，而我只厭惡自己，卻一點也不厭惡我的鄰居。但是；就我的理論宗教觀點來說，我承認它們在相當程度上是從常軌上分離出來的。由於這些問題遠在我們之上，我拒絕承認它們是透過人們理解的辦法解決的，在宗教方面，要想知道人們應該相信什麼，就好象將圓形變成方形那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去弄清人們不能相信什麼，卻完全是在可能範圍之內的事情。我沒有越過這些範圍。任何曾經想過這一切的人，都一定會認識到，我們正被一個永恆的啞謎所纏繞著，而所有真正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那上面的。人們透過上帝的面紗，什麼東西也看不到。人們以為自己所看到的東西，只不過是來自個人的想象，因此應該被拘限於個人的直覺。”
諾貝爾在覆信中，遠非作為一個宗教的敵人出現，象他那樣對生活的精神價值有著強烈感的人，也許為數很少。他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圍繞這些精神價值的教條和裝飾。
政治觀點
諾貝爾總是儘可能地站在政治活動之外。不管他是在家裡還是外出旅行，他讀的東西都很多，並且透過各種政治色彩的報紙，他對世界政治狀況顯然是精通的。他在文字中所表達的觀點，使我們可以對他在這方面的思路得出一個近似的看法。
他把強權政治看作是口是心非和陰謀詭計，始終帶有不可告人的動機；這種強權政治影響他的國際活動，並且總是同他所憎惡的官僚主義結合在一起。在他那些沒有寫完的短篇小說中，他以戲弄的方式無情地鞭笞了政府機構、官僚作風和陳腐法律等。由於這些私人寫作在他惱怒和生病時起著一種安全閥的作用，所以這些批評有時走得很遠。他對現存的社會秩序，幾乎全都看不慣。他的批評態度不僅是前後一貫的，而且是對所有人的。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是個激進分子，但卻是以一種特殊方式出現的。舒克教授認為，諾貝爾無疑是受了在他年輕的時候俄國流行的文學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他用自己的一切氣質，來反對沙皇這類專制政治。然而，他決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對群眾的政治常識沒有信心，對普遍的選舉權和議會制度不表同情，反而認為一個開明的政府，應該擁有廣泛的權利，當他還是一個孩子時，他強烈懷疑給婦女選舉權或讓婦女參加政府的政策，他說：“東奔西走地受差遣，好象肯定是男人的事。”
諾貝爾在他的晚年認為，他是“一種社會民主派，不過卻有點變形。”但是，索爾曼並不同意這一點。他的意見是：“諾貝爾在立場、言論和行動方面，表明他同社會民主黨的觀點不同。他甚至很難作為一名民主派。他對在他工廠裡的工人抱有好感，並且照顧他們的利益，但卻從來沒有時間去進行個人接觸。對他自己的僕人來說，他是一位最隨便的主人，但是，他卻拘守禮儀，任何私人接近都是不可思議的，即使當他生病、痛苦或者感到缺乏它的時候，也從不這樣。”
他熱烈支援平等機會和大眾教育的原則，他曾說過：“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榮。”他對別人的人格尊嚴、自由和個人信仰，表示極大的尊重。
作為一個大規模的發明家、工業家和資本家，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經常要同各國的高階政府機構進行接觸和爭論。由於他對當時的政府和國家當局以及它們的司法和經濟機構持有眾所周知的批評態度，因此，看來他絕不可能會對社會民主黨廣義的基本原則例如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表示讚賞。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大量的私人財產不應該被繼承或者留給親屬，其理由正象他說的那樣：“它們將由於幫助懶惰，並且因此而助長損傷人類的元氣，從而帶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