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雜誌連載，但內容都跟金陵女子大學有關。作為女子金陵大學的安全區負責人，魏特琳只收容中國婦女，而這恰恰成為吸引日軍的關鍵，經常有日軍闖入校內搶女人。
到後來，魏特琳只能自己守在校門口，嚴防日寇獸性大發。但日寇卻總是幾個人把她包圍控制，再分出人手進校搶婦女，讓魏特琳分身乏術，心靈倍感煎熬。
如今魏特琳還留在中國，但她的精神已經出現問題，再過兩年就要抑鬱自殺，在她家鄉的墓碑上刻著四個中文字金陵永生。
同樣自殺的，還有半個多世紀後的張純如。她長期研究南京大屠殺史料，她的著作引起西方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自己卻長期受到精神折磨和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脅，終於在抑鬱當中吞槍自盡。
《拉貝日記》中記錄了500多起屠殺案例，《魏特琳日記》也記錄了多起強暴、綁架和殺害婦女案例。周赫煊不僅要出版這兩本日記，他還要根據大量一手資料，自己寫一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籍，並且要在美國和歐洲出版。
不能等到20世紀末，才讓張純如一個弱女子，備受煎熬的揭露南京大屠殺，在得到歐美社會關注後卻抑鬱自盡。
有些事情，必須讓世人銘記，而且越早越好，越久越好。
周赫煊無法做保護者，但他卻能做一個揭露者。
“兩位神父先生，還有史汀生先生，我準備寫書揭露南京大屠殺，請你們務必幫忙，不能讓血腥殘酷的事實被掩蓋和遺忘。”周赫煊突然鞠躬道。
“我們會的，請放心。”普利茲兄弟立即保證。
史汀生也承諾道：“我會保證書籍順利出版。”
史汀生的承諾，才是周赫煊真正想要的。因為在此時美國孤立主義盛行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