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故。朝鮮事起，率馬步六千多人赴平壤。一過鴉綠江，衛汝貴早把李鴻章臨行誡語“屏私見，嚴軍紀”丟於腦後，放任兵丁，胡作非為。在義州，衛部兵士強姦韓女，激朝民眾忿，不得已，槍斃一人；至定州，又有人強姦韓女，復槍斃六人；至平壤，其部下軍士“多殘暴，掠財物，役丁壯，淫婦女”，與別的部隊相比，更甚一籌。事聞於朝，李鴻章專電切責曰：“務速認真究辦嚴懲，以服民心。聞奉、毅兩軍紀律較嚴，汝當自愧。”？輦？輲？訛 除約束部下不嚴外，衛汝貴的可惡處是乘出國遠征，貪汙軍糧八萬，私運於家。就是這麼個治軍無方而又貪婪成性的淮軍將領，卻十分懼內畏死。其妻在家書中告誡他道：“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輦？輳？訛 遵妻命，衛汝貴在平壤保衛戰中，總是蹲司令部，不上第一線。當葉志超提出逃跑時，他第一個予以支援。也有史家認為，第一個棄城而逃的是衛汝貴。 日本人佔領平壤後，從繳獲中尋得衛汝貴家書，後引入教科書中，以戒國人。一不小心，衛汝貴當了日本人的反面教員。
平壤大戰之前，朝中已接到參劾衛汝貴的奏章多件。李鴻章接上諭，一方面電斥衛汝貴，一方面電令葉志超，給予上方寶劍，對衛氏可以“定即請旨，在軍前正法。”？輦？輵？訛 電令到時，大戰已起，衛汝貴逃過一難。以葉氏優柔，即便抓到把柄，他也不一定敢於操起上方寶劍。簡略地追述到這兒，筆者不能不思考歲月、功勳、和平生活對“英雄”的消磨。
葉志超、衛汝貴都是從士兵做起的。
刀刀見血，槍槍飛魂，積數年、數十年之戰功，他們才爬到“提督”的高位軍職。年老了（衛汝貴援朝時年六十），位尊了，銀多了，肉厚了，膽小了，志灰了，還是那位將軍，還是那支部隊，卻一觸即潰，望風披靡。
“英雄”向“逃兵”的蛻化，在和平生活裡悄然完成。這才是真正意義的“和平演變”。甲午戰爭中的陸軍將領，以他們時代的“和平演變”，警策後人。
再說聶士成。他在平壤保衛戰中因故未曾上場。在下設想，倘若聶士成在平壤，在葉志超身邊，或協助左寶貴防守玄武門一帶，清軍保衛平壤之戰定當有另外的結局。
當葉志超率先由公州北逃時，聶士成亦率部撤出成歡戰鬥轉移北上。葉氏抵達平壤，聶部則追至平壤東南七十多里之祥原。葉氏奏功，聶士成升任提督。與諸軍會師後，聶士成仍感到總兵力不足，於是請示葉志超後，迴天津募兵。行至途中，李鴻章電令他折回。此時，日軍已佔順安，切斷了平壤與後方的聯絡。聶士成行到安州，與淮軍盛字營分統呂本元相遇，呂部馬隊兩營，亦為援平壤而來。安州南距平壤一百八十里，北倚清州江，南有群山依託，城垣高大，易守難攻，實為平壤北部第一重鎮。設若日軍北犯，必須鑽過安州這一孔道。安州北一百六十里為定州，亦是險要關隘。聶士成暫留安州時，便思考著據此地利，阻遏日軍。
恰在此時，葉志超率諸軍由平壤退至安州。一見葉“總統”，聶士成便自覺請命，要率部在安州抗日。葉統各軍，損傷後仍有萬人可以戰鬥。而且日軍佔領平壤後，並未急速北上，這給安州清軍提供了足夠的休整時間。倘能死守一戰，日本人何能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何以能輕而易舉便渡過鴉綠江、搶佔我東三省大片國土？
但“逃跑將軍”葉志超只信一個“逃”字，哪兒還顧及聶士成的建議。聽了只當沒聽，把手一揮：撤！“總統”下令，誰敢不遵？以淮軍為中堅的援朝大軍就這樣狂奔五百里，棄安州，棄定州，棄義州，八月底，渡過鴉綠江，抵達九連城，這才驚魂始定地收兵一處。
陸軍“援朝”，以徹底失敗告終。
葉志超、衛汝貴臨陣脫逃、棄械喪師的行徑，引起朝野一片譴責。旨下，葉志超、衛汝貴著先行撤去統領，聽候查辦。二人所部各軍，暫由聶士成統帶。後來，二人均被逮問。葉志超斬監候，旋遇赦，死於獄；衛汝貴斬立決——這也許是甲午戰爭中自乾重咎、處分最厲的陸軍將領。
從“過五關斬六將”，到“走麥城”，這是小說化的關羽的人生軌跡。在下借“走麥城”一語，批評葉志超與衛汝貴，卻並不想落井下石，將一切責任推給他們。葉志超固然畏敵如虎，衛汝貴固然“無用無能”，我們分明也看到了如下事實：
其一，在朝鮮戰場上與中國援朝的軍隊對峙的日本軍隊，的確在人數（三萬多對一萬七）、裝備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