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天才形成的事實。出兵，是為了“援朝”，是為了“平亂”；牙山的地利，利在據此而便於進擊亂黨。果然，大兵一到牙山，朝鮮的亂黨由全羅潰如鳥獸。因而葉志超將軍不費一槍一彈就圓滿完成了“援朝”任務。至此，牙山便不可久留了。其實，在葉志超援軍抵達牙山的第二天（五月初十、即6月13日），朝鮮政府就函告“通商委員”袁世凱，說“不敢再勞天兵前進”，理由是匪人散伏，“似非上國士卒堪執此責”。訛這等於下達逐客令。袁得函，轉電李，李得電，轉命葉，曰：“若再前進，殊無趣味，應即速調部回牙山整飭歸裝，訂期內渡。”如果知道“無趣味”，真的“訂期內渡”了，此後的一切悲劇原不會發生。可惜，李鴻章舉棋不定，一不派輪撤兵，二又命葉志超部“堅忍約束”，“切不可移近韓都挑釁”，這就將中國1500名援軍釘死在牙山孤城，失去了排程、進擊的有利時機。甚至在日軍迫近牙山時，他仍電告葉志超：“日兵來牙窺探，可置不理，彼斷不能無故開戰，切勿自我先挑釁。”？輥？輱？訛愚於料敵，一廂情願，這等於捆住猛虎，專待獵人射殺。
再說“援”之錯。照常理，一軍受困，一軍相援，無可非議。但“援”牙山又當別論。牙山駐軍，是為“援朝”；任務完成，理當撤軍。不撤的理由，是因為日本軍隊進入了朝鮮，如此，牙山駐軍的任務便急速地由“援朝”轉為“抗日”。若為“抗日”，不但駐軍有理，增兵亦有理。但看由大沽連發三船增兵，總計不足三千人，加上牙山葉部，共四千五百人左右，仍然不到日本兵力之半。不論從戰略看，抑或從戰術看，都是劣招。以少擊多，以勞攻逸（日人已先登陸），除自取敗績外，不會有第二種結果。這還是就援軍全渡的狀況而說的。在不能掌握制海權的背景下，在護航不盡責的情況下，讓手持輕武器的陸軍乘坐商船，千里渡海，這種增援，又是極端的不負責任。
這兩錯的核心，在於李鴻章的錯誤估計：日人“斷不能無故開戰”！用“和平”思想指揮“戰爭”，不亦惑乎！
百年之後，重新撥弄舊算珠，在下之意有二：“援朝”完成，急速退兵；若要“抗日”，應發大兵。
“大兵”既調不出，又開不進，扯旗放炮派去三船增兵，只是做做樣子而不是為了真的“抗日”。這是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己次會見中國招商局會辦盛宣懷時，盛氏向日本人透露的政治機密。
李鴻章做樣子，日本人來真的，勝負即分。
“高升”號的沉沒，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因：護航力量薄弱。其實，運兵輪出發之前，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早就有一個派北洋主力艦隊護航的計劃，聲言“併力拼戰，決一雌雄”。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李鴻章覆電曰：“葉號電，尚能自顧，暫用不著汝大隊去。” 接電，丁汝昌撤銷了主力出海的計劃。假若在豐島海面是北洋水師主力與日本的聯合艦隊相遇，結果肯定不是“濟遠”敗逃、“廣乙”擱淺、“高升”沉沒、“操江”被俘，鹿死誰手，尚在兩可。因而，我輩可以斷言：“高升”號的八百官兵，是死於軍機大臣李鴻章的戰爭誤測。
二、“內戰”常勝軍，“外戰”走麥城
後人對中日甲午戰爭常有錯覺，認為那是一場“海戰”的失敗。其實，“海戰”的失敗是由“陸戰”的失敗引發的；在“海軍”顯現無能之前，最先是“陸軍”表現了不堪一戰。
本節標題之“常勝軍”，所指為“淮軍”。
“淮軍”是繼“湘軍”而起的一支由招募形式所組成的國家軍隊。它試辦於咸豐九年（1859），正式成立於同治元年（1862）二月。就在同治元年三月，新編淮軍由安慶分乘七艘英國商船順江東下，移師上海，參加了守上海、收蘇杭、配合湘軍消滅太平軍的多次惡戰。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不久湘軍裁撤，淮軍在平定太平軍餘部及捻軍戰鬥中一枝獨秀，所向披靡。故被人贊為“支援同光間三十年國防” 的雄師勁旅。
若視曾國藩為淮軍之父，李鴻章則是淮軍的直接經營者與第一領袖。淮軍以將領立營，將雄兵勇，名揚國中，如劉銘傳之“銘”字營、張樹聲之“樹”字營、潘鼎新之“鼎”字營、吳長慶之“慶”字營、周盛波之“盛”字營、郭松林之“武毅”軍、周盛傳之“傳”字營、張樹珊之“珊”字營、楊樹勳之“勳”字營、鄭國榜之“魁”字營、吳毓芬之“華”字營、王永勝之“開”字營、王可升之“升”字營、董鳳高之“鳳”字營、劉士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