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被俘，事不盡職，義不盡忠，與蘇武有云壤之異也。
咸豐八年春二月，英人挾葉名琛至印度加爾各答鎮海樓上，實行軟禁。咸豐九年三月丁丑，葉氏卒于禁所。英國人斂以鐵棺松槨，浸以水銀，連同他的幽禁詩作，一併送歸廣州。
就在葉名琛被英人虜去第三天，以八旗廣州將軍穆克德納、廣東巡撫柏貴等一批軍政大員聯名上奏，向咸豐皇帝報告戰敗城破的實情，並彈劾葉名琛失職誤國。咸豐帝接奏大驚，因為十日前他才收到葉名琛的奏捷之折呢。皇帝絕望了，下旨，以剛愎自用、辦理乖謬褫其職。
葉名琛以他的“不作為”兒戲國事，復以他的精神勝利招至國家恥辱。
葉名琛終於讓透過談判、可以和平解決的國際爭端訴諸戰爭。於是，他創造了一項奇蹟，即：一個人，將國家民族拖入戰爭，拖入災難，拖入無窮無盡的麻煩……
當我們透過上文簡要勾勒了葉名琛的外交作為時，讀者便有可能獲得一點歷史的清醒，從愛國主義的主流歷史話語中得到一息解脫。因為說千道萬，單純地譴責歷史的敵人，並不能阻滯現實的迷惘。
廣州失陷，是圓明園大火的序曲。英、法聯軍箭在弦上，大清軍隊“血肉”籬笆，炮聲未響，勝負已判，咸豐皇帝逃難的日子就在眼前！
我們的聲音依然微弱。但是我們懷疑那一串連續的歷史說教皆因“宣傳使命”而維持高調。出之嚶鳴之意，我們想引用另一個人的微弱之音，作為呼應。他是蔡東藩，因為不屬新派，看人看事故能中肯。在《清史演義》第六十六回故事終結，蔡氏評曰：
若葉名琛之種種顢頇；種種遷延，誤粵東，並誤中國，不特清室受累，即相延至今，亦為彼貽誤不少。列強環伺，連雞並棲，皆自名琛啟之。誤中國者名琛，名琛之所以自誤者，一愚字而已……一愚者在上，則眾愚亦俱至，穆、柏諸人之為葉輔是也。
立此存照，照昔照今，愚人理政，蠢人當國，誤己誤矣，若其誤國而誤民，豈能永遠默默容他！
其實，當代人評當代事雖不盡冷靜但亦有一語中的、入木三分處。粵人評葉名琛誤國語，即頗為冷雋：“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肝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此民間閒話，可為葉氏蓋棺之論。
讓我們再看看英國曆史學者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認識：“在1857至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英國商人就在施壓，要求中國開放更多的口岸。法國、俄國和美國對中國經濟開發的潛能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對公使常駐北京的持續拒絕意味著中英關係將受偶發事件支配。‘亞羅’號船事件只是一件小事，本可以由一名能幹的北京外交官迅速而友善地處理好。”可惜，在那個時代，中國還沒有“能幹”的外交官。但是大清國並不乏“敗事”之徒。
二、僧格林沁北塘縱敵
從“誤國”的罪案上審視，將僧格林沁與葉名琛並列，原非本書作者的發明。因為兩次鴉片戰爭的時代見證人郭嵩燾約在一百五十年前即將此二人與琦善、耆英斥為辦理夷務的“四凶”。？輦？輱？訛 依了郭氏對世界與中國關係的理解，甚至連林則徐都屬於貽誤事機的人，鑑於林氏心術正大，才不被目為“兇”類。
歷史評判，永遠是一個開放的、見仁見智的體系，有眾口鑠金，亦有一言定讞。
上節，我們說到葉名琛被捕，廣州被佔。如果在這個歷史關節處有明白人站出來，開始中英會談，戰爭可能就在廣州打住了。但“昧於外情，朝野一也”，粵民憤懼，朝廷糊塗，天下昏昏，豈有醒者！
廣東的局面，在不戰不和中相持著，英國人無所得，中國人也無所得。
本來，在罷黜了葉名琛後，咸豐帝即任命原四川總督黃宗漢為兩廣總督；考慮到黃氏蒞任頗費時日，咸豐帝便讓廣東巡撫柏貴署理總督事。不久，北京方面知道柏貴已成“英法總局”的傀儡，廣州實際早在英法佔領之下，所以咸豐帝的補救措施是組織團練，驅逐洋人。為此，他密詔因丁父憂家居的廣東籍戶部侍郎羅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龍元禧、給事中蘇廷魁三人為“廣東團練大臣”。黃宗漢赴任後，進不了廣州，便在離廣州二百里外的惠州開府辦公，並與三位團練大臣紙上談兵。中央不撥軍費，地方難籌餉銀，廣東團練的“數萬”雄兵，僅僅是舞刀弄棍、散居各地的鄉民烏合，哪兒有收復廣州的實力？黃宗漢以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的身份，堅持不與英法方面直接接觸，“惟恃聯絡民團，出示空言激勵”。？輦？輲？訛 中外和談的門，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