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接班後已疲憊不堪的我，最渴望的就是一個安安穩穩的午覺，此時護士急呼來一新病人。披衣上陣後，見一位農村青年女性，臉色蒼白，怯生生地坐在病床上，兩手置於雙腿間不斷地摩擦著。
“怎麼了？哪兒不舒服？”習慣性的機械用語從我口中傾瀉而出，“肌酐兩千多，血色素5克，血壓220/110mmHg，吐不吐？”
“先透析吧！我聯絡透析室，先交3000元押金！”
當我埋首於化驗單中一塗為快時，我看到的是一張茫然的臉。同樣來自農村的我明白了這是患者對病情的無知。出於同情憐憫，我靜下心來，細細為其講解。末了，患者仍是怯生生地說：“俺聽不懂您說的啥，您告俺多長時間能治好俺的病，得花多少錢？”
“您這個病需要長期透析，一個星期至少兩次。再加上降壓藥、營養藥及其他對症支援藥，一個月需要五千元左右。”
“啥，五千？俺不治了，俺沒錢！”
翌日，當此患者提出要求出院時，作為醫者也只能望洋興嘆、無可奈何。
類似這樣的情況並不是第一次見到。同事們之間常常感慨：作為患者，再頑強的生命力，也需要藥物及其他治療手段支援，而這些都是需要金錢做後盾的。作為醫院，只能解決治療手段、治療條件、治療方案等問題，而資金問題單靠醫院的力量是遠遠解決不了的。長期透析所需的資金，對於那些醫保患者尚可耐受，而對於廣大的農村居民來說，則是無法承受的。
接下來的時光，我又進入了無止境的忙碌中，漸漸淡忘了那張怯生生且蒼白的臉。再次使我想起了她，是由於來自與她同鄉的另一患者，當問及她的情況時，才得知她已去世，留下一雙幼小的兒女。
對窗靜坐，思及她的去世，及與其有同樣遭遇的若干病患，我深感自己的渺小，深感作為醫務工作者的無奈。內疚於自己空有一顆救人之心，卻無救人之力，每思及此，也只能深感無奈與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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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情感言語無法表達（1）
遠遠的，就有一股濃烈的香氣直往鼻腔裡鑽。我的嗅覺透過我的大腦反射性地告訴我，床上躺著的那個人來自遙遠的藏區。那氣息我十分熟悉，那是酥油茶和糌粑相互混合的產物。
看到穿白大褂的來了，病房裡原本或蹲或坐的幾個面板黝黑的漢子齊刷刷地站起身，不約而同地說道：“門吧，門吧！”“門吧”，就是醫生的意思，我知道，他們是在告訴床上躺著的那個人：醫生來了。
那是位看上去四十歲左右的漢子，聽說醫生來了，他轉頭注視著我，那張寫滿陽光和風沙而又痛苦得有些變形的臉上頓時綴滿笑意。與此同時，他豎起大拇指的雙手高高地舉在空中，接著又放下。他不斷舉起又放下的雙手，活像飛鳥的羽翼，嘴裡說著：“哦呀！卡措，卡措！（是的！謝謝，謝謝！）”他的嘴角隨著他的微笑、說話和不斷抬手，不時抽動著。我向他點了點頭，他便放下了高高舉著的雙手，使勁動了一下身子。我想他是要坐起來，可接連幾次，他的努力都以嘴角更大地咧開和一聲長長的噓聲而結束。我趕緊扶了一下他的手，伸出食指做了個“噓”的姿勢。於是他索性放棄了努力，就那麼一動不動地躺著，抬眼注視著我。
以我的經驗，我已經對那位漢子的傷勢有了個初步的判斷，但這只是依據初步印象做出的推斷而已。印象不等於真相，要驗證我的判斷，我就必須尋找到足夠的依據。
我尋找證據的行動是從詢問開始的。“你叫什麼名字？”可這句話我接連問了三次，他和他的那些同伴都以不停的搖頭、擺手和微笑作答。我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抬眼環顧了一下四周，我想知道他們當中是否有人聽懂了我的話。此時，他們竟紛紛“嘿嘿”地笑了起來，其中的一個一邊笑著一邊站起來，只見他指了一下自己的前胸，在他那些同伴面前畫了個圈，對我說：“呃（我），漢話，哈莫鍋（不懂）！”看著他有些滑稽的樣子，我險些撲哧一下笑出聲來。但他有些滑稽的樣子，卻使我突然靈機一動。他的話音一落，我就轉身學著他的樣子，對著床上躺著的那個漢子，指了一下自己的前胸，說到：“呃（我），醫生，門吧，你，名字？”沒等那個漢子開口，剛才比手畫圈的那位同伴大概聽懂了我的意思，衝我笑了笑，然後對他說了一句：“確米及達拉熱（你叫什麼名字）？”隨後一屋子響起爽朗的笑聲和此起彼伏的“哦呀，哦呀”聲。我不明白他們因何而笑，更不能理解此時此刻他們為何還能笑得出來。我剛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