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的世紀》，第555頁）
他還說：“總而言之，各種情況混在一塊兒，交織在一起。我們不能說有一條清清楚楚的時間上的線，把薩特分成了兩個人，一個是‘好’的，無可指摘；另一個是‘壞’的，迷失了方向，十分可悲，不斷地犯錯誤，並引導著時代和他一塊兒犯錯誤。……這兩個時期是有交叉的。前後兩個時期緊緊地膠合在一起。好像兩個薩特在不停地互相腐蝕、互相傳染、互相控制。早期薩特身上的一些特點，預示了後期的薩特會是什麼樣的人。……年輕的薩特、徹底反叛的薩特、不合群的薩特仍然活著，儘管生命不是很頑強，但他仍然在專制主義的薩特心中活著。”（《薩特的世紀》，第558—559頁）
顯然，貝爾納這些修正性的說法要比他那判然分明的“兩個薩特說”深刻得多，雖然其中關於後期薩特是專制主義的判斷仍然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
處於新世紀之初，當我們試圖把握這個動盪多變的世界時，我們感到了薩特的份量。
相對於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取得的輝煌成就，人類在對自身的研究上顯得大為不足。這個世界，還有那麼多的戰爭在發生，還有那麼多的危機在此起彼伏，還有那麼多的社會問題使人束手無策……說到底，這個世界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上還具有那麼大的盲目性，還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
戰爭與和平，暴力與博愛，道德與實踐，集體犯罪與承擔責任，個體自由與社會發展……每當遇到這些矛盾焦點時，每當需要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時，我們往往會想：“薩特會怎樣想呢？他會怎樣做呢？”傾注一生心力探求人的生存和自由問題，探求如何解決人在根本上的自由與人在實際境況中的不自由這個永恆的難題，薩特的思索必定繼續給我們以深刻啟示。人們可以不贊同他的這種或那種觀點，但無法忽視他作為一個大思想者的存在。
由於薩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中的獨特立場，當年他不僅遭到右翼的反對，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處於十分孤立的狀況。他尋求雙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當時的形勢下就像堂吉訶德同風車的搏鬥。薩特去世後許多年，阿拉法特和拉賓終於坐在一起，尋求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永久和平的解決辦法，併為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此後雖然巴以之間的和平再遭重創，但最終的解決仍然只能是雙方的和平共處，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當人們回想起薩特一生為此所作的努力，不能不歎服他的堅執和遠見卓識。
諸如此類。時間過得越是久長，當年薩特那些不被人理解的判斷、選擇和行動，就越是顯示出它們的生命力和深刻意義。一個孤獨的思想者的命運大抵如此。
正如薩特自己所說，一個作家死後，他的生命或作品就一分為二。一個是仍對現在的社會和人們直接起作用的。一個是不再對社會直接起作用，而是化為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21世紀，前一個薩特的成分會越來越少，而後一個薩特，會越來越明顯地出現在人們面前。這時，他影響我們的方式，就像伏爾泰和盧梭，就像巴爾扎克和雨果。
對於一個結束於20世紀後期的生命，我們要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最後判明它的地位和意義。因此，現在就對薩特蓋棺論定，時間還早了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這個傳記還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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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薩特那積澱為人類精神文明總體的東西是不會過時的，它作為一種普遍觀念將存活於21世紀、22世紀甚至更為長久。一切都遠遠沒有結束。這就像埃菲爾鐵塔，即使它不再是一個氣象臺，不再是一個電視塔，作為法國和巴黎的象徵，它永遠具有意義。
薩特是20世紀法國思想文化的埃菲爾鐵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