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五個人選之外，洪濤也提出了人選，方從哲。 與趙南星差不多，方從哲在歷史上的大致情況洪濤也能從腦子裡找出來。他是北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人，也就是後世的北京城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為庶吉士，三年後授翰林院編修，又三年，累遷國子監祭酒。 祭酒是個管理教育的職務，不屬於言官，但方從哲不甘白拿俸祿，自覺自願把言官的工作也幹了，有事沒事就上疏要求廢除礦稅，惹得萬曆皇帝非常不悅。 萬曆二十年正好趕上會試，司禮監掌印田義託人來找他說辭，想給侄子走走後門，結果被當面拒絕，又惹怒了一位內廷大佬。 年輕的方從哲雖然勇但並不傻，放眼滿朝文武，想上進大多要抱團，或者贏得皇帝的青睞。低頭看看自己，除了得罪人就是得罪人，前途顯然不太光明。於是剛剛三十歲就選擇辭職，回家養老去了。 如果按照歷史的原樣他回家一待就是十多年，但有了洪濤的存在，萬曆皇帝提前死了，新帝登基官員奇缺，只賦閒了幾年就受召回到朝廷，任吏部郎中。 洪濤為啥非要推薦方從哲入閣呢，原因有三。第一，在歷史記載中方從哲曾經一人支撐著內閣，不管幹得好不好，能力應該還是有的。 第二，在著名的紅丸案中正是他推薦李可灼給光宗皇帝獻上靈丹妙藥，結果藥到人無。可是史書上沒講方從哲到底算不算毒害光宗皇帝的兇手或者幫兇，洪濤好奇心非常強烈，很想弄清楚這件事，把人弄到身邊更容易仔細觀察。 第三，方從哲雖然沒有太鮮明的派系屬性，但他在國子監任職多年，門下有不少學生。其中有個叫亓詩教的吏科給事中在齊黨中頗有人脈，兩人交往十分緊密，大機率偏向齊黨。 在前面五個候選人裡，趙南星和焦竑可以第一批被篩掉。泰州派與東林黨勢同水火，兩邊誰也不會同意在內閣多增加一個對方的大學士，最容易讓雙方接受的結果就是兌子。 李廷機的機會更渺茫，在削藩鬥爭中浙黨站錯了隊伍，不光得罪了皇帝還丟掉了內閣首輔位置，不被痛打落水狗就很幸運了，怎麼可能再補上一位大學士的缺。 剩下吳道南和趙世卿，一個勉強算小黨派的邊緣人物一個乾脆無黨無派，即便入閣也對眼下的朝廷格局形不成太大影響。 洪濤可不會這麼想，朝廷格局必須動盪，你們全都按部就班的分配好了利益，剩下的閒工夫肯定就該琢磨皇帝了。 所以越是朝廷官員們喜聞樂見的人選就越不會選。最終入閣的是吳道南和方從哲，一個楚黨一個齊黨。有了他們兩個入閣，朝中的政治格局更亂了，原本大獲全勝、勢頭正盛的東林黨人忽然發現領先幅度也不怎麼大。 有了內閣大學士在皇帝邊上嘀嘀咕咕，楚黨和齊黨保不齊會成為下一個浙黨，必須抽出很多精力去對付。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多了一個掣肘就少了一分鋒芒。 這就是洪濤最想看到的結果，在朝堂鬥爭中想上下一心鐵板一塊是永遠不可能的。歷代開國皇帝在打江山的時候有可能能做到，但在守江山的時候誰也做不到。 只要當了官，有了更高的利益訴求，自然而然就會抱團取暖，換句話講叫團結一心，敵對的目標也從掌權者變成了當權者，也就是皇帝。 在中國古代的統治階級中，皇帝和官員既是合作者又是競爭者。合作是要佔據統治的地位，競爭則是分配利益。誰多誰少都要爭一爭，相對而言，所有官員都是皇帝的對手。 明白了這個道理也就該知道如何處理君臣關係了，皇帝不需要找忠臣，也永遠找不到忠臣。在某段時間內，某些官員有可能會對皇帝忠誠，那是因為利益訴求一致。 隨著時間和環境變化，利益訴求也跟著一起變，以前的奸臣可能會變成忠臣，以前的忠臣也可能變成奸臣，忠和姦都是動態且相對的。 當然了，站在皇帝角度是這樣，換個角度可能就不成立了。比如說對於老百姓而言，不管統治階級內部如何爭鬥，誰能讓他們吃飽穿暖、誰不往死裡欺負他們，誰就是好官。如果還能給予一點尊重和憐憫，就是大大的清官。 至於說官員們到底幹了什麼事情，是否對國家、民族有長遠影響，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本看不見、聽不到、更想不明白，他們只認眼前利益。 事情到了這裡本該告一段落了，可洪濤還是不滿足，他覺得朝堂裡還是不夠亂，乾脆又增加了一個名額，把李廷機的名字也圈上了。 這下算是捅了馬蜂窩，以東林黨為首的官員連番上疏彈劾，恨不得把人家小時候揪了誰家姑娘小辮子的事情都抖落了出來。 而齊楚浙黨也不甘示弱，發動言官御史展開了全方位反擊。一時間各種彈劾題本、奏本如雪片般湧進了通政司和司禮監，每天不來個十本八本不算完。 “不準！讓他老老實實在禮部待著，身生不怕影子斜，非要走也成，先由東廠同錦衣衛調查清楚彈劾內容，朕的禮部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