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六日萬曆皇帝病了，聽說還挺重，具體細節除了皇后誰也不知道。第二天皇帝突然一反常態召見了內閣，當面叮囑幾位大學士盡心輔佐太子，還下旨廢除礦稅、停止修建兩大殿、大赦天下，有點安排後事的意思。 就在皇宮和朝廷內外認全屏氣凝神等待即將要來到的重大變故時，轉天皇帝的病突然好了，又派內臣向內閣索要聖旨打算反悔。 此時如果沈一貫堅持說聖旨已經下發來不及追回，內臣們就算把腦袋撞破也沒轍。但他不知道為啥，居然把聖旨交了回去。 這下朝臣們可不幹了，不管屬於哪個派別，全都調轉槍口對著沈一貫開噴。連司禮監的一把手掌印太監田義都私下抱怨說沈一貫是軟骨頭，如果能再頂一頂，一直被朝臣詬病的礦稅說不定就此廢止，可惜了，功虧一簣。 此事傳到江西，景德鎮萬餘名瓷工暴動，砸了瓷廠、燒了稅署、殺了稅監。一時間朝野上下罵聲四起，誰也顧不上縮在東宮裡玩物喪志的太子了。 為什麼礦稅會造成如此大轟動，洪濤心裡還是明白點的。在皇宮裡生活了近二十年，只要有機會他就會把這個時代的各種政策找來研究。然後站在上帝視角，透過縱向和橫向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 說起礦稅可算是老調重彈了，幾乎貫穿了整個明朝，時斷時續，成為了皇帝與朝臣們之間一個永遠無休止的爭論話題。 明朝剛建立的時候百廢待興，朱元璋忙著穩固統治，對於開礦並不熱衷。即便有一些礦業，基本也是由朝廷主導的國企，產量很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明成祖朱棣時期政權趨於穩定，民間經濟有所復甦，礦業自然而然隨之發展，礦稅已經有了十數倍增長，皇帝再瞎也無法忽視。 到了明中期之後，朝廷機構越來越大，官員越來越多，藩王也越來越多，時不時還得對外打一打仗，財政開支隨之加大。 可明朝是個重農抑商的社會，先不提土地政策，就算一畝都不兼併，想靠種地突然提高產量顯然不靠譜，大幅度提高總體耕種數量也比較難。 士農工商，首先士這個階層是管理者，只能提高效率，沒有直接產出。雖然說士人很多都比較富，但皇帝如果不想成為孤家寡人，就沒法大規模從士人手裡要錢。 緊跟其後的農就是農民，也是社會主體。針對他們的稅收已經不算輕了，再加上土地兼併的問題，繼續加重稅收無異於自掘墳墓。 然後再看最低階的商，明朝從開始就定下了基調，重本抑末，不鼓勵經商。朱元璋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商人則只能穿絹和布。 他覺得商人無信，還特別不安分，錢多了容易引發胡思亂想，就人為降低了商人的社會地位，讓人們不願意經商。雖然中後期有所鬆動，但上百年形成的思維定式本質上並沒改變。 在一個不鼓勵經商的社會里，絕大部分人但凡有別的出路肯定不願意經商，即便迫不得已幹上了這一行也沒有太多積極性，無非就是當個跳板，找機會跳出商人階層。 就拿前年關鈔收入舉例，總共40多萬兩，只佔太倉收入的10%不到。而北宋的商業稅收佔太倉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到了南宋更是高達70%以上。 而宋朝的農業稅率還要比明朝高，如果按照明朝的農業稅率收的話，北宋和南宋的商業稅佔比怕是要逼近90%了。 其實都不用計算這麼多比例，更不用尋思是否鼓勵商業，只要看看明朝的戶籍制度是怎麼規定的就明白為啥商業不發達了。 一個禁止百姓隨意流動，出門必須開介紹信的規定，就能把90%的民間商業扼殺在搖籃中。剩下的全都是由皇室和官員集團主導的商業，比如鹽鐵茶糧。 這些行業與其說是商業不如說更像後世的國企，不光效率低下浪費嚴重還壟斷市場，進一步壓制民間商業的發展。 很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想短時間內快速提高商業稅收，就和馬上讓每畝土地比去年多增加三倍產出一樣不靠譜。除非玩畝產萬斤放衛星那套把戲糊弄，但明朝皇帝顯然還沒那麼狠辣缺德，真要活活把農民往死裡整。 好了，現在士、農、商都沒多餘的油水可榨，就還剩下個工。工匠輪流給朝廷服役日子本來過得就不算好，顯然也拿不出太多錢。不過有個產業例外，開礦，尤其是貴金屬礦。 無論金銀銅礦，只要挖出來就是錢。朝廷不鼓勵開礦，主要是怕引發社會動盪。礦山一般都在荒郊野嶺中，弄一群青壯進去很不好管理。 朱元璋就是靠聚眾造反起家的，深知這種人聚集多了有多危險，所以寧可捨棄礦產收入不要，也不願意國家四處藏著隱患。 但皇帝不願意採礦，不意味著真金白銀扔在那裡沒人惦記。各地豪強包括官員們都不是傻子，豈有入寶山空手的道理。於是他們勾結在一起利用政策漏洞變相販賣許可證，然後再收一大筆回扣或者乾脆參股經營。小主，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請點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