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馬非）與楚恭王盟於武城（今河南省南陽市北）。這段時期的鄭有些張揚，在子罕執政下，伐許又伐宋，甚至伐楚，都稍得其志。
鄭背晉又四處伐晉的與國，這是晉所不能容忍的。當時，晉欒書執政，雖然範文子不主張伐鄭，可是欒書認為：“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左傳》成公十六年）晉軍將帥配置是，欒書將中軍，士燮（xiè）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yīng，即知罃）居守。除了晉本國軍隊外，還派郤犨（chōu）到衛國、齊國、欒黶到魯國乞師。可以說，晉這次是有充分的準備，知道要與楚作戰。
四月十二日，晉師就出發了，且晉厲公也隨師出發。鄭人一聽說，晉師大起，當然就要向楚告急。楚恭王親自提兵相救。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軍，右尹子辛（公子壬夫）將右軍。當大軍向北開進，經過北大門申縣時，子反就去拜望退休在封邑的申叔時，申叔時早在子反享晉使郤至時，就對子反有些看法，覺得他食言失信，必敗。這次，子反親自登門，問他對這次出師救鄭的看法，申叔時毫不客氣地指出：“德、刑、詳（通祥，禱祝也）、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頌·思文》）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叄��淥�濾潰孔悠涿闃�∥岵桓醇�右印！�
申叔時講了作戰取勝的六大因素或基礎，而楚國都不具備，此戰必定失敗。而隨同鄭使告急於楚的姚句耳在向鄭駟彙報旱，也覺得楚軍，師行過快，在經過險要地段時，軍容不整。也預料到楚師救鄭無功。說實話，《左傳》作者非常喜歡事後諸葛亮，因而，收集這方面的史料也比較多。而一些預料之外的，卻遺漏了。筆者在此也只好跟著事後諸葛亮了。不過，上面這兩則預言，都還是很有道理。一是從治軍之理上論述，二是從軍中細節觀察。從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給楚師進行了戰前診斷。
五月，晉師渡過了黃河，也聽到楚師大舉前來，範文子又提出退軍以避楚，欒書沒有聽從，堅決進軍。
二、血戰鄢陵（3…2…2）
二、血戰鄢陵（3…2…2）
六月，晉、楚兩軍就在鄢陵相遇了。中軍佐，相當現在的副總司令的範文子，還是不想戰，但當時，晉軍將帥大多數都是主戰的，其實，作為軍人，主張的多，這樣就有立功封爵的機會，而且都較為自信，往往高估己方的實力，忽視己方的弱點。能跳出戰爭和戰役，從國家戰略方面考慮的並不多。如郤至就認為，韓之戰惠公的失敗，箕之役先軫的殞命，邲之戰荀林父的失敗，都是晉國的恥辱，因而如果戰勝強楚，則可以為國爭光，欒書也怕避楚而失諸侯。可是，範文子考慮得更長遠。他看到，晉國有公權下移的現象，如果戰敗了，不僅是晉國的恥辱，晉的霸主地位也會喪失，更重要的是，如果戰勝了，晉世卿們的權力將更大，而且，當時，在楚、狄、秦、齊四強中，晉已在麻隧（今陝西省涇陽縣北）之戰（…578）和鞌之戰（…589）中把狄、秦、齊三強搞定了。只剩楚國了，如果戰勝了，晉國外部就沒有敵人了。“外寧必有內憂”，因而範文子覺得，不論勝還是敗，對晉都不件好事，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此論甚是，於當今中國來說，類似的，也要維持一個或二個能讓自個擔憂的物件，不能把全部問題都解決完了，中國歷史有一個特點，就是外患沒有了，內亂就會產生。新莽如是，安史之亂如是，反而是宋朝一直處於外患中，大的內亂卻幾乎沒有。所謂承平日久，奢糜滋生，內部矛盾就會突出起來。有點外患，時刻警惕著，有利於國家的整肅和奮進。其實，建國以來，各方面的發展，也無不是這種憂患意識作用的結果。試想，沒有當年美國的威脅、蘇聯的威脅，中國能那麼快搞出“兩彈一星”嗎？沒有*和美日干涉臺海的威脅，中國能在96知恥後迅速發展海空軍嗎？同樣，當今的朝鮮能在國力極弱的情況下，搞出導彈，搞出核武器也是外憂的結果。
在主戰派籠罩下，在急功近利的驅動下，範文子的主張當然得不到支援。晉軍上下已準備好與楚師在鄢陵大幹一場了，二十二年前的河上潰敗讓他們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