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的角度來分析目前中國社會性質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競選者提出的看法：中國的現實社會，是“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前人理論中的社會主義”。1980年競選運動中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其實是包含兩個層面的：一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與理想，一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認識與反思。而這些競選人的大多數當時都仍然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因此，這樣的對社會主義的反思，既是時代提出的問題，也是他們自身思想發展的需要。
一篇文章裡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什麼是社會主義？”作者對目前公認的一個公式“大工業生產力＋公有制=社會主義”提出了質疑。他指出：“在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裡（南斯拉夫除外），國家所有制被認為是公有制的一種普遍形式”，“生產資料是少數人以國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但問題也正在這裡：“這些權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體現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它必須有確實的措施來保證，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當權者必須代表大多數人的意志。只有在這種民主制的保證下，公有制才是貨真價實的，否則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險，表面上只剩下一個漂亮的外殼。一句話，公有制取決於民主制，一個有民主制度的國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國家。”論者還同時談到了在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私有制的存在，民主被限制在“有錢人的範圍之內，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實際享受不到”，因此，“民主制也要公有制來保證”。他的結論是：“公有制＋民主制=社會主義”，“取東方公有制形式的優點，取西方民主制的精華，結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將兩者結合，這就是我們當前改革的任務”。這大概也是論者的“社會主義觀”。他理解的“科學社會主義”有四大要素：“高度發展的生產力”，“社會化生產”，“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精神文明”。
1980年北大競選人的社會主義觀，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1957年的燕園思想者，他們所理想、追求的“社會主義”其基本內涵也是“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民主”。當年的北大哲學系學生龍英華就提出了“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還要有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認為這將關係著“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龍英華：《世界往何處去，中國往何處去，北大往何處去》，收入《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132。但他們卻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現在，後來者在經過血的教訓以後，於八十年代初，再次提出這一耽誤了23年的歷史任務，自不難感受其內在的沉重。
《社會主義民主論綱》與《官僚主義批判大綱》二文，從另一角度提出了作者的社會主義觀：社會主義的本質，“不僅在具有更高的福利制度，而更在於每一個人真正的自由程度”。而“這種自由程度，首先是勞動的自由，即勞動者可以自由地發展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可以直接地支配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他認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本質特徵是實現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社會化生產基礎上的直接結合”。他因此而特別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自由生產者聯合體”的設想。另一位競選人也對馬克思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思想特別有興趣；正是依據馬克思所強調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273。馬、恩的這一思想在1980年的北大競選中很有影響。，他如此提出問題：我們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作為集體，我們被稱為主人，作為個人，我們是否受到了應有的重視；作為主人，我們被稱為有權管理國家的人民，作為個人，我們是否具有不受威脅的真正監督、批評‘公僕’的起碼權利；作為階級社會的成員，我們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階級的烙印，作為個人，我們是否就不應有自己的個性；作為人，我們組成了社會，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我們是否只應該是個被擰在哪裡就在哪裡發光的螺絲釘？”顯然，在一些競選人和他們的支持者看來，離開了每一個個人的自由、權利，是談不上社會主義的；不管打著怎樣的神聖的旗號，也包括社會主義的旗號，只要是抹殺個人自由，剝奪個人權利，就只能是“假社會主義”。
不能遺忘的思想遺產（8）
這樣，1980年的北大校園裡的這一代人在回顧、反思歷史，面對未來時，幾乎只有一個選擇：中國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中國必須改革，必須進行體制的根本改革。如一位競選者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