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一定有一大秘密，從而使他落入了蘇聯的陷阱。溫斯頓·丘吉爾的孫子曾指出“當時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問號，因為他對蘇聯不下19次的訪問確實給了鐵幕那一端很多機會。”14個月後，威爾遜令人吃驚地辭去了首相職務。
那時，不僅是威爾遜，很多威爾遜內閣的高階領導人都成了軍情五局和中央情報局的監控目標，包括工黨副主席特德·肖特。很多報紙收到了一份肖特在瑞士銀行帳戶的影印件，上面的帳戶餘額是一個驚人數字。然而這一切都是偽造的。肖特從未開立過瑞士銀行帳戶。蘇格蘭場的調查人員說，偽造者是個專家，而肖特本人卻認為這是軍情五局的傑作。
除此之外，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軍情五局透過它不斷擴大的F部門，監視公眾人物、記者、教師、和平主義者、律師和內閣大臣。許多著名人物都成為它的監控目標。當時國家民主自由理事會的秘書長帕特里克·休威特（後來成為工黨領袖尼爾·基諾克的顧問和布萊爾政府一員）和其法律顧問哈端·特哈曼（後來也成為勞動部長），也被當成共產主義支持者和潛在的顛覆主義者；勞動糾紛和罷工也引起了軍情五局的興趣，很少有工會領導人沒有受到它的監視。
對所謂的顛覆運動的跟蹤持續了很多年，耗費了軍情五局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了數以百萬計的檔案。而與此同時，真正需要關注的地區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例如北愛爾蘭。那裡雖然需要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