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權威人士發話說：“這個人太不愛開會啊。”
從1982年到1985年，韓少功在悲觀中沉默，演繹多年的人生邏輯終於到頭，他面臨著一場深重的心理危機。支援他激｜情的確定的社會政治理想和堅貞溫存的人情，如今都顯得非常可疑，並且恍惚成為一種虛無，瀰漫了他心靈的空間，毒化著他的生命。他看到社會改革的艱難，看到了這種艱難不在於某種體制和某個保守分子，而在於民族心性的難以轉移。他看到了脈脈親情後面陰暗叵測的利益計較和心思謀劃，一種溫馨中包裹著的凜冽。在他理想的帝國裡，太陽正墜入黃昏之中。這個時候，他還不能以天空和太陽的名義，對黑暗中蠢動著的一切給予諒解和包容，厭惡和蔑視之情氤氳於胸，沉鬱之中，有了一種精神上的孤高顯示在他翹起的下巴上。
這時，文學正是朝陽產業，男女作家們勤奮地寫作。年輕一些的，則以最新潮最時髦最洋化的詞彙來包裝自己卑瑣的心理隱私，他們自信地抨擊一切，卻從來不檢點自己。文學由神聖的事業變為一個熙熙攘攘的名利場。這種狀況同樣使韓少功感到厭倦，他對文學，至少是眼下大行其道的文學的意義產生了懷疑，對形形色色的文學筆會和活動產生了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