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夕的情形下，接手這樣一本地處邊遠省且毫無知名度的刊物，何嘗不是一捧燙手的栗子？”（蔣子丹：《結束時還憶起始》，《當作作家評論》2003年第5期）然而，友誼和責任讓蔣子丹難以拒絕，特別是當韓少功問她“你不覺得納稅人的錢浪費了太可惜嗎”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已經沒有退路。在後來的回憶文章裡，她寫道：“這句話擊中了我的另一個弱點，那就是我對社會還殘存了一分令某些現代人不屑的責任心和義務感。《天涯》那時每年享受工資以外的十五萬元財政補貼，每期卻只印五百份，寄贈交換之後就放在倉庫裡，等著年底一次性處理，看著也的確讓人覺得不太對勁。”（同上注）經過幾天的考慮，她答應“友情出演”，條件是韓少功本人必須擔任雜誌社社長。這個條件不算苛刻。
舊瓶子裡裝新酒（3）
1995年5月的一個上午，《天涯》改版會議召開，因為作協辦公室椅子也不夠坐，只好借了招待所的一間房來個“飛行###”。當時有蔣子丹、王雁翎、羅凌翩在座。韓少功左手捏著煙，右手拿著他和蔣子丹策劃的改版設想煙霧繚繞地說起來，他發現他的同事們大多數眼裡一片茫然，並沒有期待中應該有的興奮，只有製冷不良的空調機嗡嗡地響著，算是對他的回應。海南島五月的溽暑讓人心煩意亂。
韓少功首先提出，要從文體上突破“純文學”的框架，把《天涯》辦成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雜”志，或者說“雜文學”、“泛文學”刊物。他說，中國的文化傳統從來是文、史、哲不分家，《史記》是歷史也是文學，《莊子》、《孟子》是文學也是哲學。《天涯》如果能在恢復中國獨有的大文化傳統方面做點工作，應該是很有意義的。這種設想的提出，跟韓少功本人的學養有密切關係。早在兩年前，他就一直在考慮小說如何才能突破固有的敘事方式，找到一種新的跨文體的、表達更加自由變通的寫作樣式，並正在努力將這種思考滲入到他的寫作中去。這種想法已經貫徹到長篇小說《馬橋詞典》的寫作當中。在“雜文學”、“泛文學”的指向下，韓少功更注重文學與思想的結合。他喜歡作家型的學者，把文章寫得生動活潑、深入淺出。他認為，這“不光是文體的問題，而是理論的實踐品格問題，是學問是否通透的問題”（《九十年代的壓力與選擇》，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其次，針對90年代流行的拒絕崇高、嘲笑神聖的風氣，以及縱私慾侵公義、爭權利避責任的種種世相，他提出了呼喚文人的道義感、同情心與批判精神的思想指向，“立心立人立國”的辦刊宗旨。在雜誌改版初期的徵訂單中，有這樣鄭重其事的宣告：“《天涯》不是一本紀實新聞性雜誌，更不是時下形形色色的消閒娛樂讀物。《天涯》以道義感、人民性、創造力定位，承擔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設的使命，無意謀求暢銷，拒絕與低俗為伍。”在當時，這樣的高昂的姿態實不多見。
在總體立意之下，雜誌設有五個欄目：文學、藝術、作家立場、民間語文、研究與批評。小說、散文、詩歌被統一置於“文學”欄目之下。對於雜誌的定位和各個欄目的意圖，社長本人都有自己的一番運籌。這在他卸任之後寫的《我與〈天涯〉》一文裡有詳盡的記敘——
進入90年代的中國文學已經進入了一個黯淡的低谷，不再有來自國外的文學觀念刺激之後，很多作家突然都顯得有點手足無措，六神無主；而商業大潮的衝擊又使很多作家對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像當年投入土改或“文革”一樣紛紛投入到各種生財的門道上去了，掙錢運動已經成為“跟上時代”的前衛和崇高之舉。在這種情況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學正在明顯減產，即便還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來，但供小於求，稀缺原料已被《收穫》、《鐘山》、《小說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盡，其他刊物都面臨著無米之炊的深重危機。顯然，在這個時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絕不能再去參加各路編輯對稿件的白熱化爭奪，不能再去幹那種四處買單請客四處敲門賠笑然後等著一流作家恩賜三流稿件的蠢事。我相信作家朋友張承志、史鐵生、張煒、李銳、吳亮、嚴力等可以為我們的雜誌兩肋插刀，事實上這些作家後來也確實在《天涯》一次次展現了動人的文字，在很多方面一次次承擔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推進。但越是在稿紙上放血的作家越是出手很緊，企圖靠幾位老朋友來填滿所有版面顯然是不切實際的。這就是說，《天涯》生不逢時，必須勵精圖變，必須為一場持久戰另外獲取資源和空間。一位個體戶曾經對我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