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績記錄，顯示了他們的活力和膽識。以色列幹嗎要拒絕他們呢？
就他們來說，這些寡頭和黑手黨的大佬們開始殖民以色列，有幾個原因。首先，這是一個理想的投資或者洗錢的地方。以色列的銀行體系主要是以鼓勵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迴歸為宗旨，也就是說，鼓勵他們帶著資金回國。再者，以色列也接受了解除國際金融管制的時代精神，大幅放寬了對資金進出的管制。並且，在20世紀90年代，它也像多數的國家一樣，還沒有制定反洗錢法令。把從犯罪活動賺取的金錢洗乾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完全合法的生意。
以色列的警方估計，在共產主義垮臺後的十五年間，透過以色列銀行所洗的錢大約在50億到100億之間。對於像以色列這樣的小國來說，這可不是一筆小數。但是這還不到20世紀90年代從俄羅斯外逃的鉅額資金的5％；並且同其他的一些國家相比，更是相形見絀，如瑞士（400億美元），或者四季如春的地中海沿岸國家塞普勒斯，早在1994年年底起，每個月都要清洗10億美元的俄羅斯資金。
以色列之所以很受歡迎的原因十分簡單——這些可疑的商人大都是猶太人，並且在以色列，他們沒有受到輕視，常常被作為貴賓和備受尊重的家人一樣。
5。 迴歸以色列（10）
最有影響的俄羅斯寡頭和黑手黨頭目大都是猶太人。在大規模移居以色列之前，猶太人大約只佔俄羅斯和烏克蘭人口的。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強盜資本主義發展時期，他們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網上隨便搜尋一下，就會發現無數種族主義的網址，裡面充斥著一種理論，聲稱在這十年中，對俄羅斯資產的掠奪是世界猶太人的大陰謀——這正是納粹分子和（當合乎他的需要的時候）斯大林曾經鍾愛的理論。相反地，許多自由主義的評論家卻忽略了猶太人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混亂的過渡時期的所作所為，大概是為了避免被指責是反對猶太主義吧。實際上，如果客廳裡有一頭大象，卻熟視無睹的話，反而為反猶太人士提供了機會把他們描繪成猶太人的走狗。
多數的民族認同如果威脅到了蘇維埃人種的理想形象的話，蘇聯對它們的憎恨可以說是舉世聞名的，它也確實為猶太人制造了一個特別的障礙：玻璃天花板。實際上，在所有的中央級的黨政部門，幾乎所有的工業部門和多數的學術機構，猶太人被系統地排斥在了高階職位以外。當然也有例外的——拉薩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曾經是斯大林時期的政治局委員，但是不受斯大林的喜愛；還有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Evgeni Primakov），在20世紀80年代也是很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他很有先見之明，早就拋棄了出生時的名字尤納·芬克里斯坦（Yonah Finkelshtein）。但是，總體來說，如果你是猶太人，重要的職位是不會輪到你的。
結果，大批聰明的猶太人在追求學術挑戰和創業機會時，常常感覺十分沮喪。那麼，在了這個世界上最困難的市場（從官方來看甚至根本都不存在！）：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以外，哪裡還有更好的地方，可以發揮他們的技能呢？在過去的70年裡，他們在這種可怕的極權主義的世界裡錘鍊著自己的商業技能，而這個工業巨獸只是製造產品，根本不考慮供需規律。並且，企業只遵循國家計劃委員會制定的五年計劃目標（或者標準）。這些目標很少考慮是否能夠獲得材料、原料或者生產程序如何，因此，每個工廠都要疲於奔命，煞費苦心地應對原料短缺問題。工廠常常依賴千里之外，相差幾個時區的供應商，而且還缺乏有效的溝通方式。要完成上級制定的目標，就必須利用那些精明能幹，很有手腕的人，從一切可能的任何資源中去搞到需要的原料。這些人也被稱為中介人（tolkachi）或者“二道販子”，如果沒有這些足智多謀的中介人來支撐這搖擺不定的大廈的話，蘇聯可能垮臺得更早。在寡頭當中，猶太人的比例很高，當然，在這些中介人中也一樣。
烏克蘭最臭名昭著的寡頭之一，弗拉基米爾·拉賓諾維奇解釋說：“因為是猶太人，所以我不能學醫。”後來，拉賓諾維奇又遭到了另一波反猶太浪潮的影響，被科技學院（Technical College）開除了。然後，他被迫參軍，服了3年兵役。“我到部隊剛剛20天時，指揮官就問我們，‘誰能給我搞到5噸直徑是四分之三英寸的鋼管？’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是我還是自告奮勇地接下了這個任務。他接著問我，‘你要多長時間能搞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