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明朝的邊軍情況已經窘迫的無以復加，明朝的軍制，開初是寓兵於農。明太祖朱元璋實行軍民分籍制度，編為軍戶的農民世代為兵。政府把他們按照衛所的編制組織起來，進行屯田。
沿邊衛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名軍士給田五十畝和耕牛農具。收穫所得以十二石歸軍士自己食用，餘下的作為本衛所軍官的俸糧和儲積。
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只對屯田情況進行督察，不用給餉。所以朱元璋曾不無得意地說：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粟。可是，後來法久弊生，軍隊的屯田多被軍官、豪右和內監佔奪。軍屯既敗壞得有名無實，商屯又由於開中鹽法的廢弛而破壞無遺，朝廷只有從國家財政中撥給餉銀，要就是說，當初老朱自豪的誇口的不費一兩銀子就養活百萬大軍的說法算是吹牛了。
萬曆以後，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拖欠軍餉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加上官吏的剋扣，士卒能領到的餉銀就很少了。在明末災荒連年，糧價陡漲的情況下，士兵的生活更陷於絕境。
就拿陝西巡撫胡庭延統計的數字來說，當時臨鞏邊軍餉缺至五，六年，總數達到二十餘萬；靖滷邊堡缺錢糧二年、三年不等；固鎮等地自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啟六年，就沒發過餉銀，共欠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各個士兵剛開始的時候還能典當點衣衫傢俱啊，但後來實在沒什麼典當的了，就將吃飯的傢伙刀槍弓箭典當出去了，到後來不得不鬻子出妻；乃至沿街乞食。
盧象升任宣大總督時，在巡視山西邊防後給朝廷的報告中說：“今逋餉愈多，飢寒逼體。向之那錢借債勉制弓矢槍刀，依然典賣矣。多兵擺列武場，金風如箭，餒而病、僵而僕者且紛紛見告矣。每點一兵，有單衣者，有無袴者，有少鞋襪者，臣見之不覺潸然淚下。”
當兵的都到了這個份上，那誰還剿匪？既然都要餓死了，他們就開始發揮他們的老本行，他們的專業——武力了，於是才有了楊鶴看到他的部下就在流寇咯，而且當楊鶴問他忠君愛國的思想哪裡去了的時候，那幾個士兵竟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梗著脖子回答：“你給我軍餉，不要多了，一天兩頓稀粥，我立馬回軍營。”結果楊鶴給不了，因為他沒錢。
情況就是如此，官兵越來越少，民軍越來越多，而受過訓練，有組織性紀律性的官軍成為流寇的中堅，成為骨幹的時候，局勢越來越撐不住了。
楊鶴面對的形勢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因此在朝堂上才有了上文說的，他在那侃侃而談，弄出了一個元氣論，等這個大嘴巴上任之後明白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的時候，跑也跑不掉了。
這時候，沒兵，流寇的戰鬥力又增長，於是，就只能大力的推行他的招撫理論。
楊鶴不懂兵法，不熟軍事，但他有一樣別人沒有的武器——誠意。
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好人，楊鶴很有誠意地尋找叛軍，很有誠意地進行談判，很有誠意地勸說投降，最後，他的誠意得到了回報。
事實證明，農民軍之所以造反，並不是因為春秋大義，也沒有一個人有成王成帝的野心，就連後來李自成都打到了北京，還和崇禎商量，你封我一個西北王吧，把陝西給我做封地，然後我就接受招安，並且出關給你打女真去，結果也不知道崇禎當時是怎麼想的，竟然就放棄了這最好的一次驅虎吞狼，送上門的好主意，拒絕了李自成的善意，最後李自成絕望了，開始了最後的攻堅，結果崇禎只能上吊了事了。最後展現了一下大明這個中國最有風骨王朝的氣概。
既然大家造反只是因為吃不飽，自然願意投降。畢竟造反這事，不但東跑西跑風險太大，尤其在骨子裡，老百姓還認為這是無君無父，很讓祖宗蒙羞的事情。
分析到這裡，呂漢強痛心疾首的總結道：“但楊鶴總督並不知道，從招撫的第一天開始，他就已經失敗了。”
“為什麼？”趙梓第一個問出了在大家看來，呂漢強的悖論的關鍵。
“因為楊鶴沒弄明白一個問題，那就是老百姓為什麼要造反？”然後不等大家再問，呂漢強給出了答案：“答案是，造反，是因為吃的，投降，是因為楊鶴給他們吃的。楊鶴沒有源源不斷的錢糧，記住是源源不斷的錢糧，來讓那些放棄造反的百姓有足夠活下去的糧食和機會，當招撫用的糧食吃完了，百姓又從回原先坐以待斃的境況，所以只能繼續造反。”
沒有人再說話，除了天真爛漫的如雲，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被呂漢強揭破的這個怪圈而震驚，而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