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2 / 4)

非僅指對文字、韻律、典故的熟習以求能技巧地應用,如此便只落入黃庭堅的主張而已。讀書之為用,根據嚴羽的說法,可以說是一種認識,認識到那些直接佔有我們,使我們感應如親臨的詩必是不障不礙的,如鏡中之象,玲瓏透徹,不為陳腔或硬語所礙。此理從何認知?從讀書來。從閱讀裡,我們得知心象的最有效的表現是直接地、自由地直透文字裡,不為前人的慣語陳法所牽制。我們不應僅以儲藏字詞、語彙、典故為創作之途,以為可以徵召它們在紙上作魔法的演出。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黃庭堅基本上是一個著意、刻意用心創作的詩人,努力設法把斧鑿痕跡藏起來;而嚴羽的理想詩人,卻是不著意而能自發的詩人,在表現中自然賦予秩序而不必歷由知性的刻意用心。下面的引文即可證明此點: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第137頁)

詞理意興,無跡可求,渾然一體,最好的詩應該看不到人為的痕跡,語詞矯辯的痕跡。漢魏之詩所以臻於此境者,乃因他們並非在形式上、語詞上作矯奇的老練。“形式”與“格律”之臻於矯奇老練(sophistication),見於南朝。唐朝的某些詩人有見於此,即努力迴歸於質樸不矯的階段,然而,他們已無法完全掙脫前人給予他們的枷鎖。只有少數的詩人能成功地重臻漢魏的不障不礙的表現,李白即為如此的一位天才。“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一味妙悟而已。”(第10頁)孟襄陽妙悟到詩之理在無礙之語言形式,比起韓愈其詩在“形式”上比較少“矯奇老練”,語言上比較少造作,比較近於漢魏詩,故優於韓愈。嚴羽進一步說:“漢魏尚矣,不假悟也”。(第10頁)那是因為漢魏詩是直接的完全表現,甚至意識不到直覺活動的本身。理想的詩是歸真的詩,也就是超脫“矯奇老練”的詩,好比說在心中盛放生成之象便已是完整無缺的詩。“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第10頁)透徹之悟之成為詩人必須重認之途徑,乃由於詩形式格律之陷於矯奇老練。透徹之悟乃是迴歸與重新學習漢魏詩的樸真的途徑。這解釋了為何嚴羽在批評當代詩人之際,如此地關心知性的消解。在《詩話》中的“詩法”部分,他提出了許多似非而是的法則,諸如:“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第106頁);“押韻不必有出處,用字不必拘來歷”(第107頁);“最忌骨董,最忌趁貼”(第112頁),“須參活句,勿參死句”(第116頁)等。詩人徹首徹尾的詩則乃是心思的獨立,乃是解脫所有加諸其身的“形式”上的“矯奇老練”;如此,及其“透徹”之際,乃能“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第121頁)我們於此應識別嚴羽的“參活句”與黃庭堅的“點鐵成金”,在前者,形式的矯奇老練被否定,在後者,形式的老練往往是其用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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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羽與宋人詩論(5)

嚴羽的去老練以免於知性及文字之障,以達於無礙之表現的說法,使我們立刻想到蘇東坡經由虛靜之心以觀納宇宙萬物的理論。我們是否可以說:嚴羽妙悟之說是對蘇軾的理論的重新肯定?然而,我們很難建立兩者的直接影響關係;在《滄浪詩話》裡,蘇東坡是被貶的。(參見第24頁)

嚴羽似乎經由一特殊途徑而達到此詩觀。陳世驤先生在《中國詩學與禪學》(“Chinese Poetics and Zenism”)一文中,認為禪之用於讀詩,到嚴羽為高潮,是對新儒學把宇宙之神秘理性化的一反動。見Oriens; vol; 10; ; 1957; p�131—139。從大體上看陳氏的看法是對的;然而,嚴羽的禪悟之說卻似來自新儒。其間關鍵見於嚴羽與包恢(1182—1168)二人用語之雷同。包恢在《答傅當可論詩》謂:

但嘗得於所聞,大概以為詩家者流,以汪洋澹泊為高,其體有似造化之未發者,有似造化之已發者,而皆歸於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謂造化之未發者,則衝漠有際,宴會無跡,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著,曾不可得……所謂造化之已發者,真景見前,生意呈露,渾然天成……然此惟天才生知,不假作為,可以與此,其餘皆須以學而入。學則須習,恐未易徑造也。所以前輩嘗有“學詩渾似學參禪”之語。彼參禪固有頓悟,亦須有漸修得始得。頓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成;漸修如長養成人,歲久而志氣方立。見包恢《敝帚稿略二》。請參郭著批評史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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