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使得香港成為亞洲金融風暴裡碩果僅存的贏家。
而且度過了亞洲金融風后，包海生還聽從楊星等人的建議，積極推動香港經濟的升級轉型。同中央簽署cepa協定，推出香港自由行吸引內地遊客，帶動旅遊業發展。加強香港和內地服務、金融、航運、貿易等行業的深化合作。
並積極引導香港傳統外包代工除了將勞動密集的低附加值生產線轉移到內地的同時，上馬“天空星城”這樣的專案，以改造觀塘舊工業區，攀登價值鏈高階，發展高技術精密製造業，提升香港製造的水平，帶動香港經濟出現新一波的增長熱潮。
當初不少外國媒體都不看好香港移交後的前景，認為香港會逐步喪失獨立性，淪為中國的附庸，美國《財富》雜誌1995年曾發表過一篇著名文章“香港之死”現在看來完全是杞人憂天，裡面的預測統統失敗。由於香港政fǔ和中央關係密切，既堅定支援“一國兩制”政策，又促進香港經濟發展，令許多香港人慢慢接受自己即是香港人，更是中國人的事實。
本來香港經濟一片光明，包海生他們的民望也高漲，但也惹惱了一群香港所謂的“民主人士”。事情的起因是包海生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為了頂住港幣貶值的巨大壓力，在楊星穿針引線下，毅然選擇抱緊中央政fǔ大腿，展開緊密合作，毅然出手，打退了國際炒家對香港的覬覦，出臺了不少傾向祖國大陸的政策。
香港畢竟做了英國百年的殖民地，英國人在和中國的迴歸談判中，被中央領導創造性提出的“一國兩制”安排給壓得沒耐合，最後怏怏移交了大英帝國最賺錢的殖民地，雖然不敢明面上對抗，但憑藉多年積攢下的資源，私底下搞搞鬼還是做得到的。
香港的法律體系和政治制度沿襲英國，和國內大為不同，迴歸後經常因為制度不同發生些小摩擦。英國多年統治之下還造就了一群覺著英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假洋鬼子”。不甘心拱手讓出香港的英美等國也有意把這裡當成和平演變中國的橋頭堡，各國大使館明裡暗裡出錢出人支援香港民主派，挑動香港那些標榜“自由民主”的媒體雜誌和八卦小報不時對中央和港府的政策發起輿論抹黑，最近鬧的越發歡了，包海生他們日子很不好過，就想著讓中央在鄰近的深圳搞個人民幣自由兌換實驗區，轉移香港民眾視線，刺激一下市道。
楊星寄予厚望的利用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香港經濟增長的方案，就在香港立法會遇到了阻力。港府方面認同楊星的想法，於是提出為加快和內地交通往來，在已經開通的京九鐵路香港九龍鐵路北線基礎上，再修建開通東線和南線，加上新開通香港機場到深圳機場的機場鐵路，以及規劃中接入國內即將全面鋪開高速鐵路網中的港深廣高速鐵路，光鐵路投資一項就接近千億港幣，對gdp的拉動可達每年1的增幅。
另外港府還和內地討論考慮修建直接連通香港、澳門和珠海的跨海大橋，造價高達20億美元，建成後形成六車道百公里時速的橋隧公路，從香港到達澳門和珠海的時間都縮短到一小時以內，對聯絡三地經濟，加快區域經濟融合的作用不言而喻。而香港三大主權基金準備投資的海南瓊海跨海大橋，兩座大橋總投資也接近千億，投資拉動香港經濟高速增長就不是句空話了。
可惜這些長遠的好處香港民主派是看不到的，也許看到了更要反對，去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獲得議席不少，能和親中央的建制派分庭抗禮，民主派議員聲勢大漲，自然要對他們眼裡“**同路人”政fǔ政策橫條鼻子豎挑眼。
這些投資巨大，短期難見效益的大型專案，就成為他們攻擊的理想靶子。像港珠澳大橋已經到了三地論證外完畢，已確立開工日期的地步，民主派居然指使一名老太太向香港高法申請大橋香港段的環評報司法複核，導致開工被迫延遲。
港府和楊星對此自然不會袖手旁觀，打輿論戰很有經驗的楊星借鑑他早前在香港和美國的經驗，利用這幾年在香港收購的多家報紙電臺等媒體，毅然發動了反擊。
楊星當初建立星光娛樂時就存著打破西方媒體霸佔話語權的心思，用他對在給中央領導上課時解釋掌控輿論，製造媒體話題的話來說：“輿論爭議說到底還是人心和思想的博弈，中國近代百年衰弱，許多國人都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思想產生了懷疑。知識分子動輒以西方思想理論為基礎高談闊論，現在也是信外國人多於相信官方報道。這個陣地我們不積極去佔領，那就會被別人佔領。現代青年不是光一味說教就能行的，必須要採用新穎的方法來吸引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