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國曰色維來意斯得，歐洲諸國皆名之。其餘中國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維來意斯得。哈甫者，譯言得半也；意謂一半有教化，一半無之。其名阿非利加諸回國曰巴爾比瑞安，猶中國夷狄之稱也，西洋謂之無教化。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②
他在解釋西方現代〃文明〃概念的時候已經視之為綜合概念，並明確指出這一概念從來就有其對立面。如薛福成在其《出使四國日記》中所說：〃歐亞諸國，不與中國相通則已；通，則其教未有不互行者。餘是以知耶穌之教之將衰，儒教之將西也。〃①一直到梁啟超，即使是在他們遊歷了歐洲後，其思想也並未擺脫如是集體想象的束縛。
鴉片戰爭使中國文化精英開始探索英倫之旅（3）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屢敗在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由此喚起了部分開明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的意識。而實際上，在馬戛爾尼使華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中英文化交流仍以英國為接受主體，探討中國所給予的影響，但從此也進入了上一歷史的尾聲，以中國為接受主體與英國的接觸以及從英國所獲得影響。以鴉片戰爭為轉折點，此後的中英文化交流絕大部分屬於中國從英國的〃拿來〃與借鑑。
相對於近代中國而言，多年以來，英國一直是個強國，一強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一個國家的興衰輪替，就不能說與這一國人民的性格習氣一無關係。其中近代中國人中的優秀分子對英國國民性的觀感，對英國社會政治性格的分析，至今仍然能夠啟迪我們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觀察，對中西世態人情的體悟。這是國人要認真思考的。所謂英人為行動之人、法人為思想之人、西班牙人為感情之人……而英人的心理中心在意志，他們的生命趨向於內在力量和外在力量的衝突。這一切，尤其到了近代史上的另一個關節點。在1895 年以前，相對於儒家學說，西方思想還只是一種補充性的知識來源，但到了此時，它已經儼然成了替代性的意義系統，成了合法性的權威。②
在後來持續的行遊英倫與反思自身的過程中，人們逐步意識到，中國在接受西方時，過分強調物質的作用，與當時的日本〃脫亞入歐〃的方式不同，無論是洋務運動的踐行者還是全面西化的倡導者，都未能在精神上、在扭轉社會風氣上下功夫。③然而，即使到了民國，強烈的壓迫感使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在倫敦住不下去，即或住了下來，這種強烈的壓迫感也未必釋然。老舍在英國居住了五年，而在他的作品中，凡提到英國人，很少有褒讚之言，尤其是對英國人信仰的基督教，更是不乏微詞。
自晚清以來的中國幾乎無法擺脫中西文化衝突的思維方式，在早期的認識中，如所謂：〃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①兩種體制、兩種文化思潮的互動激盪、紛爭與對話的一個側面。19 世紀以來，中國人將時段上的文化差異同時轉換為空間上的差異，這是一個現代性的差異，這個轉變來自前所未有的〃兩個世界的撞擊〃。那些經常用〃中體西用〃來割裂現代文明的說法，如王韜在《漫遊隨錄》中寫道：〃英國以天文、地理、電學、火學、氣學、光學、化學、重學為實學，弗尚詩賦辭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②近代中國引進西方的物質文明，先是建立新式軍事工業、民用企業以及修建鐵路，進而轉入文化接觸。如徐志摩之於雪萊、老舍之於狄更斯……如果說中西文化比較是19、20 世紀的世界性重大問題，那麼它首先發生了〃自性危機〃的重大問題。譬如魯迅所言：〃有的中國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這在一段時間裡，是留學歸國者中的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如錢鍾書的《圍城》中，受嘲弄的蘇小姐……說她在里昂大學〃做了一篇中國十八家白話詩人的論文，新授博士〃。充當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中國知識分子也不免陷入了首鼠兩端的焦慮狀態之中。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鴉片戰爭使中國文化精英開始探索英倫之旅（4）
中國文人一向置身於統治階層的官僚體制之中，讀的是聖賢書，滿口仁義道德，以天下為己任，以為天下大同；到現實中卻樂於〃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對國家沒有責任感，沒有國家自立自強的意識；且遠離社會生產，視〃治大國若烹小鮮〃，喜歡在書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