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知道這種時刻，抗震救災是多麼需要人手，而自己卻要出國旅行，心中充滿了難堪的負罪感。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國內13日清晨到達首都機場。時間太早了，看不到報紙，忐忑不安地上了飛機。抵達東京的時候，因受颱風影響，悽風苦雨，氣溫只有10攝氏度左右，心境黯然。出了機場，看到報亭的報紙報道中國地震情況，標題令我們非常憤然。
到達橫濱賓館住下，因為送我們上船的中國旅行社同志腳踝嚴重受傷（在北京第三航站樓上擺渡車的時候，有一個臺階完全沒有任何標識，她一腳踏空了。在此向新航站樓提出嚴肅意見——登機口的臺階處，應漆以顯著的黃線警示。），我陪她到醫院診療。後來才知道她是骨折了，真是佩服她的勇敢和堅強。忙忙碌碌的直到夜半，沒來得及看電視。
第二天，橫濱依然是風雨悽迷，我們到了出港大廳，熙熙攘攘，擠滿了乘客和送行的人。輪船開動的那一刻，船下很多人哭了，跟著船跑出很遠，淚眼婆娑。我想，日本是個島國，以前出海的人，生死未卜，這一次旅行萬里迢迢，歷時三月有餘，要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還要掠過北冰洋的邊緣，所以就格外難捨難分肝腸寸斷吧？
船開動之後，我拖著行李找到自己的艙房。因為是靠近水面的底層房間，顛簸較重。我原本就有暈船的毛病，這一下子胃裡更是翻江倒海，只好到衛生間嘔吐一番。好在早已有了思想準備，知道暈船這個症狀，並不是病，只不過是內耳的半規管太敏感了，只要堅持住，就會逼迫它漸漸地麻木起來，最後適應波濤起伏的節律。對著馬桶放肆地大吐特吐，真是一件爽快事。
可惜理論上的正確認識，代替不了生理上的強烈反抗。我殭屍一般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隨著船舷的每一次側動，都會靈敏地覺察到自己體內所有的液體，都隨之共振。血液、胃液、腸液、腦脊液，甚至關節腔的液體，一概上躥下跳……我只好服加量的抗暈動藥，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眩暈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借到孫悟空的金箍棒拿來一用。因為記起這件無敵兵器在龍宮時的原名——“定海神針”，扔將出去，一把將海死死定住了，風浪即刻會止息吧。
到了第四天，反動的半規管終於投降了，早上起來，我第一次感到不再天旋地轉，可以進行比較正常的思維了。這才發現，船上的很多裝置沒有就緒，一卷卷的地毯正在鋪設，電視裡沒有任何訊號，電梯不能開動，網路無法使用……人高馬大的歐洲工人們，正在各處馬不停蹄地除錯安裝著，整個船體到處叮叮噹噹。
我說，這好像不像是日本人的風格啊，有點“邊設計邊施工”的味道。
後來才得知，租賃這條船的談判幾經波折，等到一錘定音，後面留給裝修的時間已非常緊張。歐洲工人不肯趕工，出海的日期又是早就定死了的，只好帶著並未完工的材料倉促遠航。
日方原來準備由我講一堂中國文化課，主題是中國的婦女和少數###，說這是日本民眾非常感興趣的話題。我估計，一是因為我是女作家，人們覺得由我主講婦女問題，順理成章。另外當時正值全球奧運火炬傳遞之時，很多人對西藏問題十分關注。他們從我的簡歷中得知我在西藏十餘年，覺得我對此有發言權。
為祖國募捐（2）
我是個不喜歡演講的人，這一次又是完全自己出資的個人旅行，所以剛開始我很想推託。不過想到這是中國人首次搭乘外輪環球旅行，儘管我們都是非常普通的中國人，此刻卻和國家形象聯絡起來。位卑未敢忘憂國，我就給自己打氣，把這件事答應下來，進入緊張的準備中。同行的朋友們都非常幫忙，覺得一定要講好，給咱中國人爭光。
我們開始議論如何入場，覺得要有精彩的中國音樂，最好是民樂，充滿了民族特色。還要有儘可能多的中國元素出現，讓這臺演講生動活潑主題鮮明。為此，大家開了好幾次會，群策群力。日方也十分重視，專門派出聯絡員，和我們商討細節。態度之認真懇切，讓人感動。
然而，心情卻越來越沉重起來。
地毯沒有鋪好，這不要緊，走路的時候多加小心，不被翹起的地毯邊沿絆倒就是。電視沒有訊號，這也不要緊，不看就是了。電梯無法工作，也沒什麼，每天從樓梯爬上爬下權當鍛鍊身體。沒有網路，卻讓人萬分心焦。
同行的一位中國客人有一部海事衛星電話，因通話費極貴，我們為自己的私事，都不好意思借用。從他那裡我們聽到不斷攀升的傷亡數字，心中的悲傷和思念也越來越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