廳，坐滿了日本人。站在臺上，面對著陌生的面孔，我有一個很短暫的時間，突然深深疑惑起來——向這些素不相識的外國人（他們之中有些人的親屬，還曾侵略過中國），呼籲救援災難中的我的祖國和人民，會獲得怎樣的回應？
吉岡先生親任主持人，先是讓我們各自作了簡短的自我介紹，然後進入了賑災環節。全場默哀3 分鐘，那一瞬，容納數百人的會議廳安靜得如同曠野，聽得見舷窗外太平洋不息的濤聲。
然後，中方開始了演示和宣講。
蘆淼和中國旅行社的王瑩女士，站在慘白的光環中，以一種低沉而緩慢清醒的語調，描述著我們那遠在千萬裡之外的祖國，發生的慘絕人寰的天災，描述著英勇的人民如何在災難中相濡以沫奮起救災……
我聽見周圍此起彼伏的唏噓之聲，我看到晶瑩的淚珠從一張張酷似我們的同胞，然而卻是異國之人的面龐上緩緩滑下……在這一瞬，我確切相信了人類的良知和慈悲，有著超越種族和國界的光芒。
結尾的那張圖片，是一箇中國孩子從塌垮的廢墟之中伸出的一隻小手。經過螢幕的放大，那隻傷痕累累佈滿塵埃的手顯得格外觸目驚心。蘆淼走過去，把自己的手放在那隻手上。蘆淼身高1 米八以上，他的手掌比一般人顯得厚實，但在這隻渴望援助的手面前，仍然是那樣單薄和微小。
所有的期待，都在這手與手的相疊中傳達。
會後，開始了緊張的募捐策劃。因為決定由我在新加坡飛回北京，將和平之船捐出的善款以最快的速度轉交中國紅十字總會，這樣船上的有效捐贈時間，就只有22日一天。日本是一個使用信用卡非常普遍的國家，尤其是和平之船上，人手一卡，完全禁用現金。哪怕是買一張明信片一支牙膏，所有的交易都必須刷卡，但這一次捐款限用現金，這就給很多人出了難題。他們的現金不多，大家說如果能容他們在新加坡ATM機上提取現金，就可以多捐一些了。
我們重申“禮輕情意重”。捐款不在多少，重在情誼。
日本的志願者連夜找紙箱子做捐款箱，小文和蘆淼，還有翻譯小唐等，一大早就背上了募捐箱，站在飯廳門口，向每一個走過的人，解說災情，呼籲捐款。吉岡達也先生更是身體力行，和志願者們站成一排，大聲呼籲捐款。他開玩笑說，誰要是一點款都不捐，要想透過這道人牆，恐怕不容易……
有一位老人家，已經70多歲了，她說，我也要為中國的災民們貢獻力量。我老了，別的事情幹不成了，我就背上一個捐款箱，見到人就去募捐吧。小文把她募捐時的形象拍了下來，真是非常美麗的老太太。最重要的是，仁慈使人美麗。
緊張的一天過去了，晚上，吉岡達也先生興奮地告訴我們，他們從來沒有取得過這樣好的募捐紀錄，比以往任何一次募捐都要輝煌。
第二天，也就是5月23日，吉岡先生非常鄭重地把封好的捐款交到我手上，周圍的人們都撒下了熱淚。吉岡先生還說，希望我能向中國紅十字總會表達他們的心意，他們很想知道中國災區目前最需要怎樣的專業幫助，他們可以立即組織救援隊伍趕赴災區。
24日凌晨，我從新加坡機場起飛，6個小時後，到達北京機場。這種紅眼班機，讓人昏昏欲睡，但我卻一分鐘也不敢大意，在暗中目光炯炯地盯著我的包，包內裝著鉅款，這可是和平之船上千名乘客的心意，萬一出了差池，擔待不起啊。7點多出了機場，我顧不得滿臉倦意，用冷水激激臉，直奔中國紅十字總會。
清晨的北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街道，一點變化也沒有，陌生的是空氣。海上的空氣無比新鮮，帶著薄荷的清涼，城市的空氣，則有濃郁的汽油味，令人的肺葉不敢舒展。
因為是外幣捐款，要到二樓清點。這些款子裡，有日元、美元、歐元，還有人民幣，清點起來很費時間。（人民幣不是我們這幾位中國旅客捐的，我們都捐的是外幣。後來想到可能是船員當中有中國工人，因為他們都在工作區，作為遊客的我們是無法進入的，平時都不曾見過他們，沒能打過招呼。這一次，他們也貢獻了力量。）
清點的結果是在近萬美元捐款中，比日方交給我的數字多出了10美元，我請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在清單上做了更改，並蓋上了專用章。我稍稍鬆了一口氣，幸虧是多出來10元錢，若是少了10元，我心中會長久不安的。
走出紅十字總會的大門，我仰面朝天，深深地吐了一口氣。災區的父老兄弟們啊，但願這一點點捐助，能化為你們的幾頂遮風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