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再回到老蔣出書事件上來，為什麼沒有身邊的學者阻止他？
很簡單，因為老蔣是“孤家寡人”。
我們來看史迪威寫於1943年的日記，日記中的“花生米”代表常凱申，這是史迪威給老蔣取的獨特外號，在美國泛指那些野心大而能力不足之人。
“很簡單的飯菜，沒有什麼儀式，但是上帝啊！那種氣氛。在這個至高無上的人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沒有爭論，沒有提問，只有毫無表情的臉和冰冷的端莊舉止。”
“花生米遲到了一個半小時，在儀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邊的每個人又都成了石頭，何（應欽）像雕塑般坐在那裡，根本沒有張嘴。”
《中國之命運》是由陶希聖代筆的，陳布雷也寫了一部分。
這兩位都是玩筆桿子出身的，怎麼可能不知道此書的拙劣之處？縱使他們妙筆生花，奈何其中所有思想觀點都是老蔣的，他們只能在老蔣提出的思想框架裡面各種圓謊，那些似是而非、前後矛盾的論據論述，已經是陶希聖和陳布雷所能做到的極限了，至少還能『迷』『惑』到一些激進民族主義讀者。
老蔣的可悲之處，不在於沒人敢對他說話，而是沒人對他講真話。
咱們繼續看史迪威的日記：“他證實了我全部的最悲觀的觀點，花生米其實算不上獨裁者。他釋出命令，每個人都鞠躬言是，但誰也不幹什麼。他了解中國腐敗貪汙的全部清空，但他沒有治癒這一問題的力量……他也瞭解全部惡劣條件，但他做不了什麼……他想成為一個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領袖，一位哲人。但他沒受過教育……他不愛聽不快的事，於是所有人只講他愛聽的，不可能和他講理……如果誰頂撞了他，他會勃然大怒……他大量釋出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個人都唯唯諾諾，他從不知道實際上做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們議論，於是他竭力阻止他們講話。這很愚蠢……他沒有理由怕什麼，讓他們說好了。他也不必怕共黨，他本可以利用他們。”
史迪威只是中國的一名匆匆過客，在中國沒住多久，但已經把局勢看得很清楚了：“戰爭之後，中國將會遇到極大的麻煩。花生米只明白他身邊發生的事，而這個國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頑固、愚蠢、無知、專橫、不容他人、不講道理、無法說通、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
我們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衛戰，老蔣雖然對外宣稱是“中國的斯大林格勒戰役”，頗有誓與國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決絕。但實際上老蔣嚇『尿』了，他以為日寇即將攻破三峽、殺入重慶，他緊張到當著美國人的面，對彙報軍情人員發脾氣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記中是如此記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軍進攻石牌）中一片驚慌，他極為緊張，甚至將茶壺和花瓶摔到來訪者身上。”
而讓史迪威最無語且憤怒的是，遠征軍第二次入緬作戰這麼重大的事情，常凱申沒有跟任何軍政部要員商量。史迪威找軍政部長何應欽開會討論作戰計劃，何應欽表示一無所知，氣得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顯然，如果何（應欽）不知道，軍政部裡是沒人知道了。那麼，花生米同誰協商呢？同廚師，也許，或者是他的夥伴，上帝！這高於一切，這個自大的小東西（指老蔣）將決定幾個國家的命運……這個偉大的獨裁者，他讓他的部隊忍飢挨餓，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為他是主的化身，實際上他是個頑固的小蠢驢。”
常凱申是很難被人說服的，他在沒有任何證據是輕易下結論，且不可更改。他在面對好訊息和壞訊息的同時，必然堅信好訊息，即便所有線索都證明壞訊息才是真實的，他依舊相信好訊息。
對於這一點，史迪威同樣深有感觸。
在遠征軍作戰問題上，常凱申的很多做法讓史迪威匪夷所思，他只能請求宋靄齡和宋美齡去幫忙勸說：“花生米越來越不像是個獨裁者，倒更像是個政治上的騎牆派。他除了樹立個人聲譽之外，沒有什麼權力，他的家人更瞭解這一點……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覆無常和怪誕。梅（宋美齡）總是說，他很難把握，他得出結論時不太考慮證據……她們（負責勸說的宋氏姐妹）已近乎精神崩潰，不能入睡。梅（宋美齡）說昨天夜裡她祈求了他。梅對我說，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殺了他。埃拉（宋靄齡）說，他在煩的時候就裝出一副高貴的樣子。”
所以周赫煊的任何建議，在老蔣那裡都是無效的。
連宋美齡和宋靄齡都無法說服，更何況周赫煊了。別看在小事上，老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