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費正清兩口子都住在周家，還在上海周公館住過幾個星期。
費正清得知了周維烈的情況，立即請這小子去吃大餐，還留下了200美元的紅包。
費正清在回憶錄裡寫道：“中國人有兩種極端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一種是溺愛，恨不得把所有的一切都給後代享受；另一種是讓孩子吃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周赫煊先生的選擇我不敢苟同，因為他的兒子正在發育的關鍵時期，不應該每天處於半飢餓狀態。但不可否認，這種培養方式非常成功。我和當時只有12歲的周維烈有過一次深談，他的思想比許多成年人更為成熟。他表示自己以前只關注數學，而進入西南聯大以後，開始關注社會政治問題。或許正是這一時期的思想轉變，才會促成他後來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