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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書福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他在賽後對當地媒體說:“在我眼中,原來以為足球踢來踢去的,很簡單,可介入不久讓我大吃一驚,一場球一百萬、二百萬地行賄!”
閻世鐸是澆油還是滅火?
宋、李聯手打假掃黑取得初步成果,宋衛平熱情歡迎新華社記者介入。
當新華社兩位記者楊明與方益波介入後,宋首先向兩位介紹:“截至2001年12月底,我已給幾個曾收過錢的裁判打了電話,交代兩點,一是把收了的錢退回來,二是寫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他們可以匿名,也可不用手寫。還向幾個裁判承諾: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把退錢裁判的名字告訴別人。”
宋衛平還說:“已經有一個裁判主動交來了錢和懺悔信,存放在浙江省體育局。”隨後,在陳培德的辦公室,楊明和方益波看到了打好封條的四萬塊錢,以及一封電腦列印的懺悔信。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當年很精彩地描述了風雨欲來的杭州城:
2002年1月1日,“反黑風暴”已經變成了跨年大戲。幾十名記者留在杭州,期待著能有最新的訊息。當天,陳培德先後找了宋衛平和李書福,希望他們能拿出更多向裁判送錢的證據,推動司法對黑哨事件的介入。
宋衛平回答說時機不到。
李書福更是直白地問陳培德:“材料交了,我不也得去坐牢嗎?我坐牢了,我企業的職工怎麼辦?”李書福的反問,是當時最大的難題。
俱樂部向裁判送錢,沒有任何物證。如果只憑俱樂部出具一份證明,說明曾向哪些裁判送過錢,只要對方堅決否認,不但無法構成裁判的受賄罪,反而坐實了揭黑者的行賄行為。
在商界身經百戰的兩位俱樂部老總當然不會那麼傻。
陳培德反覆勸說李書福,讓他先把材料準備好,或者馬上交出來,或者等待司法介入後就交。
李書福想了想,同意了。
陳培德撥通了方益波的手機,告訴他最新的進展。
話筒對面也傳來了好訊息。方益波和楊明正與宋衛平在一起,他們也把宋的工作做通了,要陳和李快過去和他們會合。
元旦的後半夜。介入反黑核心的幾個人達成了一致。兩個俱樂部老總交出的,會是一份什麼樣的證據,它的殺傷力會有多大呢?
2002年1月5日,足協副主席閻世鐸飛抵杭州,瞭解反黑的新程序。一到杭州,閻世鐸就把自己“藏”了起來,謝絕了一切採訪。只是在最後,開了一個只有短短十分鐘的新聞釋出會。會上,閻世鐸說:“這次收穫非常大,比預想的還要大。”說完,他和陳培德緊緊地握了一下手。
人們都在猜測,閻世鐸究竟在杭州拿到了什麼證據?第二天的媒體上,種種猜測版本不一而足。而陳培德和閻世鐸這兩位體育官員在“反黑風暴”後的第一次握手,也被媒體放大了象徵意義。
第二天,楊明拿到了這份證據。把證據交到他手上的,正是綠城隊負責給裁判送錢的中間人方信忠。“這是個老實巴交的人。”楊明這樣回憶方給他留下的印象。全部的“證據”,只是一張蓋著綠城俱樂部公章的列印紙,寫著八名裁判的名字,以及給他們送錢的日期、金額和場次。此前,楊明已經得到了吉利提供的名單,涉及四名裁判。這樣,將兩傢俱樂部交出的涉嫌“黑哨”名單累計迭加,涉嫌“黑哨”的裁判總共達到了九人。
名單共有三份:一份掌握在足協手裡,一份交給了新華社,還有一份交到了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組。球迷和媒體紛紛呼籲,希望儘快啟動司法程式,介入“黑哨事件”。很多人認為,有了這份名單,那些“黑哨”受到司法制裁,將沒有障礙。
宋衛平手裡涉嫌收黑錢的裁判名單,著實嚇壞了中國足協。
表面上,閻世鐸親赴杭州聲援打假,但足協一開始就琢磨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02年1月23日,在足協召開新聞釋出會,足協副主席南勇說,只要主動認錯、退錢並檢查深刻的裁判,足協將不予曝光,並繼續使用……
無疑,足協把掃黑又上升到了“政治高度”,這種政治不僅考慮到足球關係到社會的安定與和諧,也關係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他們的政治是,2002年是世界盃年,中國足球的醜聞一旦鬧大了,足協的烏紗帽將會被摘掉。當然,也說不定順著“黑哨”挖下去,會挖到隱藏在足協裡的“黑官”。
偏偏在此時,上海中遠狀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