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北戴河的美好風光，下到海里遊游泳。遺憾的是，父親生前，這個願望沒能全部實現。
1993年，父親去世一年之後，母親到北戴河度夏，當她聽說海邊有一片剛建成的房子時，動開了心思。她和我商量，能不能請國防科工委把這批房子買下來，辦個療養院，好讓基地、基層的同志有個療養休息的地方。我當然贊同。但是去找當地政府聯絡時，才知道當地政府已經決定將這片房子賣給北京的一家大單位。母親聽說後，不想罷休。她說，基地、基層的同志太辛苦了，應該給他們創造個機會，到海邊來看看，你爸爸生前多次談起過這件事，但因為以前沒有條件，沒能辦成，這回一定得試一試。
母親讓我陪她去找北戴河區的區長閻樹德做工作。閻區長聽了母親的講述，當即改變原來的決定，把這批房子全部賣給國防科工委。就這樣，國防科工委在北戴河有了自己的療養院。
1995年，也就是母親去世那年，療養院建好了。從當年開始，盛夏季節，每年都有大約3000名來自基地的科技人員和基層的幹部職工及其家屬來這裡度夏。1998年，國防科工委改為總裝備部之後，這個傳統一直保持了下來。
2006年夏天，我在北戴河見到了一批批來自基地、基層的科技人員和他們的家屬子女。療養院的宋新明院長告訴我，10年來，已經有大約3萬人來這裡療養，他們中很多是從邊疆，從戈壁灘上，從艱苦的地方來這裡的，雖然每一批次的時間只有10天，但他們盡力安排，讓遠道而來的客人休息好，遊覽好，留下個美好的記憶。
值得一提的是，總裝備部機關的同志卻沒有來療養的份兒，他們把機會全讓給基層的同志。有人對我說，像這樣完全面向基層的療養院，真是太難得了！
站在海邊，沐浴著涼爽的海風，望著在海水裡盡情搏擊和嬉鬧的總裝各系統的療養人員，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閃現出父親當年在海水裡游泳的身影，還有母親為了建這個療養院而奔走的情景。大海的濤聲，浪花的響聲，人們的歡笑聲，彷彿都在告訴父親母親：兩位老人家的願望，早就實現了，你們放心吧……
想到他們對科技人員的那份永遠的牽掛，想到他們對知識分子的那份不捨的感情，我的眼裡漸漸蒙上了一層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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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回憶錄我看了三遍。”（1）
寫回憶錄，是父親晚年做的又一件重要事情。
1980年3月5日，著名作家魏巍來家裡見我父親，說中央軍委已經決定，組織班子，編寫各位老帥的傳記。父親傳記的編寫任務交給了北京軍區。軍區很重視，確定由他牽頭，成立傳記編寫組。
父親當即謙虛地表示，自己沒什麼好寫的。魏巍再三說，這是組織上交待的任務。父親說，他考慮一下再說。
父親反覆思考後，決定先不寫傳記，因為為他寫傳，而要他本人談情況，這不好談。他說：還是搞回憶錄好，搞回憶錄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比較靈活，文責自負，我自己對歷史負責。我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革命，應該把看到的想到的歷史經驗教訓寫出來，供後人參考，這是我應盡的歷史責任。
從此以後，兩年多的時間內，父親近百次找寫作組的同志談話，他一次次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中，似乎又回到了那遠去的歲月，他激動、興奮、讚歎、惋惜、痛恨、遺憾……各種情緒交織出現。那時節，他的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了，醫生和我們建議每次談話不超過一小時，但話題一開啟，父親就很興奮，實際上每次都剎不住車，有幾次甚至一氣談上兩個多小時。
1981年11月初，父親因病住進301醫院，前後4個多月。那次他的病情十分危險，中央領導紛紛來醫院探望。父親做事歷來講要善始善終，決定了的事情他輕易不會放棄，因此，重病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回憶錄的整理，多次向秘書交待，哪些章節應該怎麼寫，怎麼修改，並要他轉告魏巍，一定請代筆的同志抓緊寫。
病情危重的時候，他對秘書說：告訴魏巍同志，萬一我的病治不好，現有的初稿還很不成熟，可以作為資料，提供給別的同志研究黨和軍隊歷史時參考。
也就是說，父親不願意把不成熟、不準確的東西拿去出版，他要對歷史負責。
還好，在301醫院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護理下，他從死亡線上闖了過來，身體又一點點恢復了。於是，繼續進行回憶錄的撰寫工作。他多次對寫作組的同志講：“寫回憶錄，一要實事求是，二要注意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