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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義理、辭章、考據學問做得很好的想必比比皆是，他們都被歷史湮沒得杳無痕跡。
而曾國藩和李鴻章依然時常被後人提起，便答案清楚，更別提當時那種依靠經世致用的良好發揮導致的救死存亡了。
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並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
太平軍起，曾、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但是，到了咸豐八年（1858年）冬，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負責起草文書。
他那時生活散漫，晚睡懶起，曾國藩教訓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言訖拂袖而去，李鴻章“為之悚然”。
其後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
咸豐十年（1860年），李鴻章統帶淮揚水師。湘軍佔領桉慶後，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他回河肥一帶募勇。
李鴻章雖然不是湘籍，卻與曾國藩誼屬師生，所以一同被邀參與這重要籌謀。
在李鴻章下首的是左宗棠。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漢族，字季高，一字樸存，號湘上農人。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