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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若怡別看這名字起得挺夢幻挺女人，可是骨子裡比某些扭扭捏捏的男人要豪爽乾脆的多了。這種女孩兒有一個通稱：假小子；而我們都覺得在她身上這個稱謂恐怕要改一改，應該叫“假丫頭”更加合適更加貼切。性格使然是內因，而高中班主任的出現則是導致張若怡“廢”在我們手裡的外因。
我們剛準備慶祝攤上了一個年齡不到三十的血氣方剛的男班主任，這下高中三年的生活可以豐富多彩了，至少比隔壁班那個五十多歲的身體臃腫的老大媽班主任要好許多。可是還沒等我們笑出聲來卻發現事情有些不妙，與設想和奢想的完全是兩碼事。年齡不到三十——不假，血氣方剛——也是真的，可是一點兒也不比隔壁班的老大媽班主任好，比超市裡的老大媽辣醬還要辛辣。等到畢業了，全班的傻小子傻丫頭才知道了一個遲來的訊息，原來我們是他的第一屆畢業班，俗稱“處男起航班”。（這個名字不知是誰叫起來的，但形成了共識。）
處男嘛，和處女一樣，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經驗。沒有經驗嘛，但事情又不得不做，又十分想做，那就只能有兩個選擇。選擇一：找一個經驗豐富的前輩好好打聽好好學習，把要領和注意事項掌握個大概後再出手；選擇二：“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旺”，根本不理會前輩、經驗此類古舊觀念，自己想怎麼幹就怎麼幹，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很明顯，我們的男班主任選擇了後者，於是全班五十六人就成為了他手中的第一批試驗物件。既然是試驗品，那就有成功和失敗之別。要是以成功和失敗這兩條標準來卡我們班的話，那偏向失敗的要大一些，離成功還是稍有距離的。
單從成績上論，我們班高考時是整個年級六個班中的倒數第一，最高分居然是五百五十分，可憐到要死。男班主任僅因此一項就差點兒“跳樓”，他實在搞不懂我們為何竟如此的笨，三年的高中時光都在幹什麼，是不是每天來學校就是為了吃那一盒五塊錢的盒飯的；其次論起他的個人成就，那就比我們的高考成績還要慘，因為這一項他又差點兒跳下去，但覺得為了我們這些不求上進的實在不值，所以就只擺了個動作做做樣子，沒有真跳，人家又不是真傻。
高考前的三個月，他就已完全失去了對全班同學的控制，不是一個兩個的“害群之馬”，而是全班同學，連他平時最“寵愛”的那幾個學習尖子也不願看到他的臉不願聽到他的聲音。他的心都碎了。有一次放學前當著全班的面說著說著，竟潸然淚下，動情處摘下眼鏡捂住雙眼抽泣不已，那抖動的肩膀不但心腸軟的女同學不忍正視，連我們這些沒心沒肺的男同學也是心生內疚。
可是當我們一出校門踏上艱辛的回家之路時，抬起手腕一看時間，便馬上把剛才的動人情景忘得一乾二淨，不禁破口大罵起來：這都幾點了！他奶奶的，他每天不演講能死嗎？這話現在聽起來有些惡毒，用在自己的班主任身上實在有些出格，哪有一點兒對園丁的尊敬。話雖說得粗俗難聽，但事實卻不容懷疑。男班主任有著強烈的演講慾望，每天放學前都要激情亢奮地或語重心長地嘮叨最少半個小時，有時候來了勁頭就得五十分鐘，可苦了我們這些又困又餓被“摧殘”了一整天的祖國花朵。
高中的晚課上到晚上七點半。每到晚上七點半隔壁那五個班都是“噢！”地一聲作鳥獸散，衝出牢籠的鐵門三三兩兩地結伴回家；唯獨我們班死氣沉沉，即使晚課的擔當老師走了我們也不能動，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盡職盡責的以校為家、以生為子的男班主任要演講，做一場精神洗禮，指明我們前進的方向，堅定我們前進的信心，全班同學聽進去了多少且不論，反正他是每次講得滿嘴噴沫子，有些自娛自樂。
從七點半講到八點，然後被全班同學散發出的“我餓，我累，我要回家”的氣場逼得不得不未盡興地說出“放學”兩個字，真的未盡興。八點衝出校門，在路上再耽擱一小段時間，即使公交車順利，回到家怎麼也得九點；回家後等待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母親劈頭蓋臉地罵道：“是不是又和林躍他們跑到哪兒去瘋了！怎麼現在才回來！”我很委屈，真的委屈，低聲地回了一句：“沒有。班主任又講了……”不回嘴還好，一回嘴更糟，母親的火氣躥得更高：“胡說！你們班主任每天把嘴皮子都要磨破了，你說你們這些小子怎麼就是不知道上進呢？上哪兒去找這麼負責的班主任，告訴你們，你們能攤上這麼好的班主任是你們的福氣！”福氣暫時看不出來，就是每天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