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謬誤及其療法
如果敘述謬誤導致我們認為過去的事件更具可預測性、更易被預期、比實際上更不具有隨機性，那麼我們應該能夠運用它治療隨機性帶來的某些痛苦。
假設發生了某種不愉快事件，比如令你感到有間接責任的車禍使你不斷受到回憶的困擾。一個想法折磨著你，即你對你的乘客造成了傷害，你總是覺得你本來可以避免這次車禍。你的大腦不斷上演其他場景：如果你不是比平時晚起了3分鐘，你本來可以避免這次車禍。傷害你的乘客不是你的本意，但你的大腦擺脫不了後悔和自責。從事具有高度隨機性職業的人（比如證券業）遭受的反省式痛苦更為嚴重：我本應該在最高點賣掉我的投資組合的；如果我在幾年前只花幾分錢買那隻股票，現在我就可以開一輛紅色敞篷車了，等等。如果你是專業人士，在你沒有為你的投資者增加收益時，你會感到你“犯了一個錯誤”，或者“犯了多個錯誤”，並感到有必要為你“魯莽”的投資策略（事後看起來魯莽）道歉。
你如何擺脫這種持續的痛苦呢？不要試圖刻意不去想它—這幾乎一定會帶來反作用。更合適的解決辦法是更多地看到事件不可避免的部分。嗨，事情一定會發生的，老放不下是很沒出息的。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運用敘述。病人每天花15分鐘寫下白天的煩惱真的會感覺好得多。你對於沒能避免一些事情的自責會減少，責任減輕，因為事情看上去不可避免。
黑天鵝 第六章（4）
如果你在一個充滿隨機性的行業工作，你很可能經常痛苦地根據事後發生的事對過去的行為不斷地再三考慮。在這種情況下，最起碼你可以寫日記。
無限精確的錯誤
我們極為討厭抽象的東西。
2003年12月的一天，薩達姆？侯賽因被捕，彭博新聞社在13：01打出了這樣的頭條：《美國國債價格上漲；侯賽因被捕可能不會抑制恐怖主義》。
每當市場有所變動，新聞媒體總感到有義務給出“原因”。一個半小時後，他們不得不打出一個新的頭條，因為美國國債價格下跌了。（它們是全天不斷波動的，所以這根本沒什麼特別的。）彭博新聞社重新為價格下跌找到原因：薩達姆被捕（同一個薩達姆）。在13：31，他們釋出如下快報：《美國國債價格下跌；侯賽因被捕刺激了風險資產的吸引力》。
同一個被捕事件（原因）被同時用來解釋另一個事件及其相反事件，這顯然是錯誤的，後兩件事之間不可能有共同點。
這種情況總在發生：人們提出一個原因，好讓你接受一則新聞，同時讓事情看上去更具體。某個候選人在競選中失敗後，你會獲得這樣的“解釋”：選民不高興。只要你想得出來，任何原因都行。媒體則透過他們的事實檢驗軍團把這個過程變得“徹底”。似乎他們想要犯無限精確的錯誤（而不是接受正確的近似，就像寓言作家那樣）。
注意，在沒有關於你碰到的某個人的其他資訊的情況下，你習慣於把國籍和背景當做他的突出特性（就像那位義大利學者對我所做的那樣）。我怎麼知道這種依賴背景的判斷是不正確的呢？我做了自己的實證檢驗，我檢視了在26個和我有相同背景，並經歷了同一場戰爭的人中有幾個交易商變成了懷疑經驗主義者，結果一個也沒有。國籍可以幫助你編造一個不錯的故事，滿足你尋找原因的胃口。它就像一個垃圾堆放點，所有解釋都能放到那裡去，直到人們找出一個更為明顯的原因（比如某種“合理”的進化論論點）。實際上，人們習慣於用“國家身份”的理由自欺，《科學》雜誌上的一篇由65名作者撰寫的突破性論文則顯示這種理由完全是假想的。（“國家特性”對電影來說或許是不錯的，尤其是戰爭題材，但它們是柏拉圖化的觀念，沒有任何經驗價值，但是，英國人和非英國人都錯誤地相信英國人具有“英國氣質”。）從經驗主義的角度講，性別、社會階層和職業對人們的行為比國籍更說明問題。（一名瑞典男性與一名多哥男性的相似性高於一名瑞典男性與一名瑞典女性的相似性；一名秘魯哲學家與一名蘇格蘭哲學家的相似性高於一名秘魯哲學家與一名秘魯看門人的相似性，諸如此類。）
過度尋找原因的問題不在於記者，而在於大眾。沒有人會花1美元購買某個無聊的大學講座的抽象統計學講義。我們喜歡聽故事，而這並沒有什麼錯，只不過我們應該更徹底地審視故事是否對事實做了嚴重扭曲。有沒有可能虛構作品揭示了真相，而非虛構作品是撒謊者的港灣呢？有沒有可能寓言和故事比美國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