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任當時的人們和後人怎麼罵楊廣怎麼否認楊廣，他們都找不到否認楊廣做出開鑿大運河決定是錯誤的理由，於是後人在否認楊廣的時候總是可笑的認為楊廣開鑿大運河完全是出於自己遊玩天下的私心作祟。可是千年來的事實證明楊廣的決定是多麼的偉大，是多麼的需要。
我國的大江大河大都是從西往東橫向流動的，在現代陸路交通工具還沒有出現的情況下，開闢一條縱貫南北的水路運輸，是很必要的。特別是在結束南北朝分裂局面，隋朝實現了全國統一之後，更顯得十分必要了。當時，隋朝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在北方，而南方江淮地區的經濟卻有了很大的發展。北方城市所需要的物資，特別是糧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靠江淮地區供應。怎樣把這些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到北方地區，這是擺在統治階級面前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大量的物資要從江淮運到長安或洛陽，甚至運到北方邊疆的軍事重鎮，採取什麼運輸方式好呢？當時陸上運輸只有騾馬大車和肩扛人挑，運輸速度緩慢，運輸量又小，費用和消耗卻甚大，不能滿足統治階級的需求。只有利用水道運輸，才能完成這項任務。所以，當時開鑿運河是時代的需要和歷史的必然。
其實從隋朝建國以後，開鑿運河就是國家的一項戰略重點。楊堅在位的“開皇之治”時期，隋王朝就曾數次發動大規模的運河工程，在南方疏通了從建康到蘇北的河道，在陝西疏通了渭水至長安的支流，甚至在甘肅河西地區，也曾多次修築水利工程，河西地區在唐朝時期能夠成為天下最富庶的州郡，底子就是隋朝時期打下來的。而說到大運河的開鑿，早在楊堅開皇十年，就有江南地方官請求開鑿運河，以削減稅糧運輸成本。隋朝平定南陳後，南方經濟迅速發展，賦稅激增，但是大量的賦稅運送到北方，長途跋涉成本甚大，而按照隋朝的稅法，百姓稅糧的運送成本，即“損耗”，也是由百姓自身承擔，在楊堅時期，僅是江南地區的稅糧，分攤到每個百姓身上，其要繳納的“損耗”，竟然是賦稅本身的九倍。而隨著隋王朝不斷拉攏突厥、吐谷渾等部族，賞賜日益增加，對於南方稅糧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拓通南北交通要道，減少運輸成本，成為自楊堅開皇時期開始持續十多年的呼聲，在楊堅在位的後十年，有關請求開鑿運河的奏章，從朝廷到地方累積就有50多封，其中不乏高穎、楊素之類的重臣。可以說，在當時，開鑿大運河，是一個舉國上下的呼聲，並非楊廣自己的心血來潮，更不是別人所說的那個為了自己的遊玩天下。
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運河兩岸城市的發展，江都、餘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榮起來。當時運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絕”。大運河對隋唐時期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維護全國統一和中央集權制的加強，都起了促進作用。大運河不僅加強了隋王朝對南方的軍事與政治統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資能夠順利地到達當時的洛陽和長安，在有利於軍事和政治的同時，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強。唐朝文學家皮日休說，運河“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如此浩大的工程，利於千功萬代。
大運河對於中國來說遠比長城對於中國更重要。大運河連線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連線了兩個文明。使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逐漸成為一體。修建大運河是凝聚中國之舉。滿足了將已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的長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連線起來的迫切需要。“大運河”的修建使中國水運暢通、發達，為中國後世的繁榮富強打下了牢固堅實的基礎。
繼隋而起的大唐王朝，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最富庶的王朝之一。它之所以如此強盛，除了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這幾個傑出皇帝的英明領導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大運河的充分利用。
在唐朝統治時期，首都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人口不斷增長，但是當地的糧食生產卻日漸衰退，根本不能滿足長安居民的生活需要，利用運河從南方調運糧食就成了養活偌大的朝廷的最佳辦法。武則天甚至乾脆長期住在洛陽，就為了離運河近一些。唐朝初年，大運河每年運送的糧食不過20萬石，但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糧食的運輸量迅速增加，最高達到一年700萬石。不僅有糧食，各地運來的其他土產也是應有盡有，堆積出一個帝國鼎盛時期的“盛唐氣象”。
安史之亂爆發後，由於藩鎮割據，河北、山東的地方軍閥不把朝廷當一回事，財政上大搞獨立，北方的財源因此斷絕，唐王朝財政收入更是依靠轉運東南地區的糧食、物資。江淮地區差不多負擔封建王朝賦稅來源的百分之九十，那麼多財富幾乎全靠大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