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對數量大問題多，超過實際條件的要適當收縮一部分。會後各地根據具體情況對合作社進行了整頓和鞏固，立即收到成效。但是，毛澤東在1955年7 《關於農村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卻對鄧子恢作了嚴厲批判，否定了1953年1955年春對合作社的兩次整頓工作，提出要大反“右傾”。10月初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透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把黨內在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當作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從9月至12月，毛澤東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併為此書寫了兩篇序言和一百多條按語，又對“反冒進”作了嚴厲批評，並將其扣上“右傾保守”、“小腳女人”的帽子。
中國：被延誤的現代化（10）
關於城市實行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重要一點是每個人的口糧都要計劃呀。1953年起，中共中央就透過了對糧食和一些農副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就是國家統一定價，農民不能自由賣。我們這一代人都很熟悉“剪刀差”這個詞，什麼叫“剪刀差”，就是國家便宜的買農民的糧食，然後用貴的價格把工業品賣給農民，這個剪刀差的基金就是中國工業化的積累。以前有人說中國農村拖了現代化的後腿，我是不贊同的。我認為中國50年代以後的現代化實際是從農村吸取了大量的資金。
統購統銷對農民生活造成了一個什麼後果呢？1953年起，統購統銷政策就把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給固定化了。因為農民的糧食不能自由賣，這樣計劃消費，不能隨便買啊，就實行了票證制，可農民沒有，再到1958年嚴格的戶籍管理制，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是這樣形成的。
城裡人和農村人的差別不僅僅是地區和職業上的區別，變成一種身份了。農村人從降生就一直是農村戶口。
1954年開始又把貿易批發權掌握在了國家手裡，私營企業受到的管制越來越多。到1956年1月底，全國的大城市及五十多個中等城市都實行了資本主義的工商改造，這種過快過量的改造給生產造成了相當不利的影響。針對這種現象，周恩來1956年2月初在國務院會議上作了《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的發言。陳雲也認為冒進了，搞得太快了。
1956年6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了討論經濟工作的政治局會議，這個會議同意了周恩來、陳雲提出的反對急躁冒進的意見，為此《人民日報》在6月20號發了一篇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周恩來經常這麼說，要反對這個，也要反對那一方，實際他有重點的。這個重點就是反對急躁情緒的。
《人民日報》當時的負責人是鄧拓，因為他在《人民日報》長期工作，瞭解毛澤東的觀點是什麼。但這是政治局會議透過的，又不能不發。從鄧拓個人看來，是傾向於贊同這篇社論的，所以就發了，但用了比通常社論小一號字。他把清樣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說不看了。
發了這個之後，沒過多久，毛澤東就把鄧拓免職了，調到北京市委，說《人民日報》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什麼的。
1956年在這個精神下就開了中共八大，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點等，但實際上這時候已經決定了搞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在一大二公計劃經濟的制度框架內，又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嚴格按照科學的客觀的精密計劃的發展，另一種是搞群眾運動式的，命令式的。從劉少奇、陳雲、周恩來是主張前種。
但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提出“大躍進”，不是反冒進。對中國社會的矛盾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否定了八大的提法，認為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一論斷在會議上得到了認同。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和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多次批評反冒進，認為反冒進是右傾是促退，從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認為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周恩來在這兩次會議上做了承擔責任的檢查，但是毛澤東並不滿意。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做了深刻檢查。這次會議結束後，中央成立了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等小組，在這個小組的有關檔案中寫道：“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