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知識，同時要有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想象力、人生閱歷和較強的文字駕馭能力，缺一不可。新武俠小說不是單純的傳奇，也有許多奇情、俠情的線索構成小說中的重要情節及內容。其次，如果沒有這三位作家幾十年如一日的創作，沒有梁羽生的三十五部、金庸的十五部、古龍的六十一部作品所構建的恢宏、波瀾壯闊的系列，也不可能成就新武俠文學的名山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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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俠文學五十週年回顧（6）
回頭再來看看新武俠文學這二位大師的作品在兩岸的遭遇，就可以印證新武俠文學在香港的出現，既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也是一種文學的必然。梁羽生的作品雖然在香港左派報紙上連載，但卻進不了大陸，也進不了臺灣。金庸亦是如此，金庸更因為他後來離開《大公報》，創辦《明報》，在政治立場上有所謂向“右”轉的緣故，受到香港左派的圍剿，連帶他的武俠小說亦受到不公平的批評，佟碩之的《金梁合論》在後來引起的爭論中，有一些論者並不瞭解當時政治情勢的複雜性因素。金、梁進入內地與臺灣的時間稍有不同。梁羽生是在改革開放後的1978年才正式進入中國大陸的，先有《羊城晚報》連載《七劍》，後有花城出版社於八十年代初出版《萍蹤俠影錄》，但直到一九八八年初，臺灣當局才對他的作品解禁。（1988年1月2日，臺灣的《中央日報》首刊《還劍奇情錄》）這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將梁羽生視同大陸作家。金庸也一樣，他的作品在臺灣也是被禁的，因而，他的作品或被改名或被易姓，“金庸”改成“司馬X”，《書劍恩仇錄》改名為《書劍江山》，等等。直至蔣經國先生接見他之後，臺灣當局才漸對其作品解禁。大陸也一樣，金庸雖在改革開放之後的1978年訪問北京，鄧小平接見他之後（蔣、鄧均是金庸小說迷）才漸為改觀的。但他的作品較梁羽生遲一些進到大陸，先是1980年廣州的《武林》雜誌連載《射鵰英雄傳》（只載至第四回），比較系統的是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3月出版的《金庸作品集》。從兩岸對其二人的態度，可以看出新武俠文學勃興於香港，盛行於海外，卻因應政治局勢的變化而遲至其發端二十多年後才登陸兩地，這是一條坎坷而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卻是具有意義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新武俠小說“新”在哪裡？
距新武派小說大師們封筆至今已愈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新武俠小說的三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不僅風靡海外華人世界，也進入了中國內地，又伴隨著其作品被改編為電影、電視、戲劇等文化產品，可謂進入了大陸的千門萬戶，他們的名字廣為人們所認知。新武俠文學也從被徹底排斥而徹底翻身，甚至成為高等院校的研究課程。比如，金庸在香港、臺灣、美國、內地，都有大學為之召開學術研討會，學者雲集，各抒己見。最新的訊息是，金庸《天龍八部》的第四十一回“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被選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階中學語文讀本（必修）》，同時新加坡###也將《書劍恩仇錄》、《飛狐外傳》兩書選入教科書中，作為中學生學習中文之用。最近法國總統向金庸頒授了爵士術最高階別的“文學藝術高階騎士勳章”，表彰其在文學上的成就。香港的大學也為梁羽生召開研討會，因其業績授予他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中國現代文學館將於新近開設“梁羽生文庫”，等等。雖然還有不同的異議和批評的聲音，但基本上可以說新武俠文學已得到了認同，不再被視為誤人子弟，唆使青少年走向暴力的“邪惡”之書了。
限於篇幅，我想從下面幾個方面對新武俠小說的特點及其敘事模式作一個簡略的分析，兼及與舊派武俠小說之異同。
A、有清晰的歷史背景，有新的、強烈的個人歷史觀。這一點，金、梁十分注重，但古龍除外。金、梁都有較好的史學修養，在抒發個人史觀方面，金有時不同意中國史學界的一些觀點，因之就有人將之視為不遵守學術規範，這一點另當別論。注重歷史背景的描寫往往闡發了作家藉正派人物的“家國情懷”以伸張其正義的傾向之所在。像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以明代“土木堡之變”為背景，寫于謙悲劇；《龍虎鬥京華》以義和團事件為背景，等等。金庸的《倚天屠龍記》以元末農民起義為背景；《射鵰》以金、蒙古、南宋的此消彼長為背景；《鹿鼎記》以清代為背景等等。梁羽生的全部武俠作品的歷史背景更是了了分明，三十五部作品歷史背景分別如下：唐代的有4部；宋代的有6部；明代的有8部；清代最多，有17部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