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慾，才生出兒子，談不到有什麼“親”。至於母親，不過是兒子暫時寄存的一個瓶子，從瓶子裡出來，雙方就脫離了。明末的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唐甄等思想家，對皇權和科舉制度的批判，也有相當大的規模，史學家稱當時是“天崩地解”的時代。但這些批判傳統的言論，是在傳統的主體性呈強勢的情況下發生的，對傳統有調適的作用。
五四精英們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對固有傳統的檢討和批判，而是對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作一次總清理，是全面、系統地攻擊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切規則、理念、秩序和信仰，包括力圖摧毀集中藏有傳統文化密碼的一些文化典範。他們想徹底和傳統決裂、想徹底拋棄造成中國落後的封建傳統這個難堪的“包袱”，然後好走一條新的路。
他們認為可以引導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
可以說已經到了飢不擇食的地步。舉凡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主義、工業革命以來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紀的啟蒙學說、十九世紀的寫實批判主義文學思潮、日本的明治維新、德國的社會主義學說，以及哲學上的實證主義、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等，都成為當時的先進人士檢討和批判中國固有傳統的參照系、理論武器和實施的藥方。
陳獨秀說：“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答佩劍青年》）胡適說：“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後來他又直截了當地說：“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
人們很容易憑感覺推斷，認為傳統是不會斷的。但是，如果在特定的歷史時刻，比如中國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時期，一些具有克里斯瑪（Charisma）特質的人物，即那個時代的具有權威性的人物，並且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批時代精英，比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魯迅、吳虞、錢玄同、傅斯年等，一起站出來挑戰傳統、向傳統發起總攻，在整個社會形成風潮，縱使傳統不致被折斷，也必然大大的被削弱，使“傳統失去為其延傳所必需的擁護”（希爾斯語）。
五四新文化運動高高舉起的兩面旗幟；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學。他們的激烈反傳統，也是想為德、賽兩先生的通行無阻鋪平路基。五四新文化運動徹底的反對封建專制的精神、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精神，將永載史冊。直到今天，我們仍需要這種精神，而且深感德、賽兩先生的可貴。
但五四之後的20世紀中後期，科學主義形成一種新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學術領域有壓倒之勢，這當然是一種社會進步。可是科學不是萬能的。在社會生活以及人文精神創造的一些領域，科學有時會顯得無能為力。在涉及人類的細微情感問題，科學就插不上嘴了。男女之間的愛情，靠戀愛雙方的愛的資訊傳遞，用愛來交換愛，而不是靠抽象的科學分析。科學是要把問題說清楚，愛情的特點恰恰是說不清楚。宗教與信仰問題，也不合於科學的旨趣。詩歌、音樂等藝術與文學的創作和欣賞，天份、體驗和情感比科學要重要得多。甚至一些陋習和不良嗜好，比如賭博和吸食毒品，法律和科學也不能完全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王國維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去毒篇》，他認為解決這兩個問題，對有文化的階層可以透過藝術，對沒文化的階層，宗教能解決相當一部分問題。
大傳統和小傳統
五四反傳統主義所打擊的主要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即封建專制制度和維護封建制度的以“三綱五倫”為代表的儒家倫理，也就是封建禮教。但文化傳統有大傳統和小傳統之分。人類學家一般把佔據社會主流位置的文化型態及其傳衍，叫作大傳統，把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的世代相傳，叫作小傳統。大傳統被時代精英檢討、反思、新增、融合的機率比較多，而且受制於最高統治者的政策，因此相對變易得比小傳統快一些（我說的是相對，無論哪一種傳統，只要是傳統，就是一種惰性力，就不容易變化）。
小傳統則表現為地區與族群的風俗和習慣，是長期形成的，往往由一種集體無意識來維繫，因此變易得就相當緩慢。就是說，小傳統更具有超穩定的惰性力，改變起來不僅緩慢，而且困難得多。五四先進人物把家庭和家族罵得一塌糊塗，但五四時期和五四以後，中國的家庭和家族照樣運轉，看不出有什麼根本性的變化。當然覺醒的青年離家出走、或追求愛情、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