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隨後問道，“乃父是讀書人吧？”並要來鉛筆和便箋，摸索著將這首詩寫在了六張紙上，並簽名送給唐作紀念。（44）
我想問問，今天，我們包括北大在內的中文系年輕的高材生們，有沒有幾個人敢站起來說，《詩經》、《離騷》、先秦散文，唐詩宋詞我隨便背，有沒有？我表示懷疑。
3、舉3個例子，證明毛澤東創作態度之嚴謹。一是慎言。1959年9月7日，毛澤東致信胡喬木稱，“詩兩首（七律·《到韶山》《登廬山》），主題雖好，詩意無多，只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雲橫九派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45）1965年7月21日，毛澤東又致信陳毅稱，“你叫我改詩，我不能改。因我對五言律從來沒有學習過，也沒有發表過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氣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覺與律詩稍有未合。因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我看你與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如同你會寫自由詩一樣，我則對於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劍英擅七律，董老擅五律，你要學律詩，可向他們請教。”（46）充分表明了謙虛謹慎的大家風範。
二是慎作。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頗有感慨，醞釀新作。其間，鄧穎超陪同毛澤東接見外國婦女代表團，悄悄向毛索詩，說你上了井岡山，必有大作。4個月之後，即1965年9月25日，毛澤東抄出《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等，送鄧穎超一閱，並附言道：“自從你壓迫我寫詩以後，沒有辦法，只得從命，花了兩夜未睡，寫了兩首詞。改了幾次，還未改好，現在送上請教。如有不妥，請予痛改為盼！”（47）附言中說，“你壓迫我寫詩”，即指鄧穎超的索句，因此熬了幾個夜，寫出初稿，又改了幾個月，仍不滿意，但還是送給鄧穎超們徵求意見。因為當時在黨內高層，對毛的詩詞是先睹為快。但毛卻從不苟作，慎之又慎。
三是慎改。前面我談了最典型的《賀新郎·別友》，改了五十年，此處不贅。其實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1962年12月26日，過69歲生日的毛澤東針對國際反華大合唱寫下《七律·冬雲》，中有“高天滾滾寒流洩”、“熱膚揮雨灑江天”之句，反覆推敲之後，最終改定為“高天滾滾寒流急”、“熱風吹雨灑江天”。1963年1月8日，寫下《滿江紅·和郭沫若》，原稿中有句雲，“欲學鯤鵬無大翼，蚍蜉撼樹談何易”；“革命精神翻四海，工農踴躍抽長戟”；“千萬事，從來急。”反覆推敲之後，最終改定為“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多少事，從來急”。此中例子不勝列舉。而且毛澤東還喜歡將新作就教於各方高人。如前面所說兩首七律，毛澤東就曾在1959年9月7日給胡喬木的同一封信中說，“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麼毛病沒有？加以筆削，視為至要。”13日又給胡喬木一信說，“沫若同志兩信都讀，給了我啟發。兩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陳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48）這兩首七律，毛澤東是參考了郭沫若、臧克家、梅白等多人的意見，進行了多次修改才最終定稿發表。如此虛懷若谷、從諫如流，當然是越改越好，越改越精。
4、毛澤東旁徵博引，縱橫捭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話風和文風。那時的毛有幾個特點，一是能熬夜，這是長期形成的習慣，動輒三更半夜召集開會，一開一個通宵，搞得中央高層圍繞他的作息時間轉；二是好出行，動輒坐上專列出發，沿途召見省、地、縣委書記，聽彙報，作指示，不少重要觀點和思想由此形成；三是善演講，興致所致，信馬遊疆，天馬行空，議論風生。
比如1958年春天的成都會議，這是中###史上一次重要的經濟工作會議，開了二十天，毛澤東都樂此不疲，前後多次講話。尤其是1958年3月22日，在他的第四次講話中，倡導大家敢想敢做敢說，信口講了這麼一大段：
“孔子不是二三十歲就搞起來的，耶穌開始有什麼學問，釋迦牟尼十九歲創佛學，學問是後來慢慢學的。孫中山年輕時有什麼學問？不過高中程度。馬克思開始創立辯證唯物論，年紀也很輕。馬開始著書的時候只有二十歲，寫《共產黨宣言》不過三十歲左右，學派已經形成。他所批判的都是當時的一些博學家，如李嘉圖、亞當斯密、黑格爾等等，章太炎青年時代寫的東西是比較生動活潑的，康有為亦如此，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