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上不讓他知道而使他缺乏足夠的準備一事所感到的震驚。艾森豪威爾決定不犯那種錯誤，他向我保證說他會使我知道所有情況，便於我如果繼任他的話，我能有足夠的準備。
只有很少偉人推薦自己的繼承人，然而，象阿登納那樣對繼承人如此苛刻則更少。在接見會談中，甚至在他退休後，當著前去訪問他的外國代表們的面，阿登納還誹謗艾哈德。1959年夏，我在自己的副總統辦公室內會見了艾哈德，他眼裡噙著淚，梗噎著告訴我，由於阿登納對他的態度使他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阿登納參加了杜勒斯的葬禮，回到西德之後不久，他宣佈他將留任總理。雖然在我們的會談中，他也順便提到過這個問題，然而這一決定必定使他一直心情沉重。儘管如此，他還是利用機會表現出他在公共場合下難得的熱情的美德。
從童年起阿登納就一直是個園藝迷。青年時期，他就嗜好試驗，企圖培植“爬藤三色紫羅蘭”，此事引起了父親對他的責備：“一個人決不應該試圖干涉上帝的事。”之後，在玫瑰園裡的工作，使他在痛苦地躲避納粹的年月裡得到安慰，在擔任總理職務不斷受到壓力時得到調濟。一些職業花匠欽佩他的工作，其中包括于特森地區的馬賽厄斯·坦陶，他於1953年培育一種玫瑰新品種，命名為快樂的阿登納。這種盛開的、深紅色的“康拉德·阿登納”花，在世界各地的花園裡仍能見到。
這是一位偉大的職業政治家和一位同樣偉大的業餘園丁的充滿生氣的遺物。
外交禮節經常使尼克松夫人成為阿登納在白宮和其他外交場合下的宴會夥伴。他們相處得很好。有一次他問我關於她的出身情況。當我告訴他，她一半是德國人，一半是愛爾蘭人時，他咬著他的手指，爽朗地笑了說：“我已經猜出來了，愛爾蘭人和德國人相結合生出世界上最聰明、最美麗的婦女。”
在他們的談話中，他知道她對花也有興趣。在葬禮後的那天他來到我們家，要求看看我們不太大的後花園。幾個星期後，從西德空運來了一百株玫瑰樹。
第二年三月，阿登納第七次訪問美國。他事先捎來話，說要會見我，我們約定了一個晚上六點鐘在我家見面。六點差一刻時尼克松夫人突然看到這位總理的轎車徐徐地開到屋前。當她開門時，他宣稱，他提前來到是為了看看他的玫瑰樹經過冬天的考驗後的生長情況。當我六點回家參加會見時，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他已經站在我們的花園裡，就像他後來和我討論世界形勢一樣專心致志地正在和她討論玫瑰的生長狀況。
阿登納對我們家的訪問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注意，特別是因為他被照相師們和西德新聞紀錄片的攝影師們所追蹤。一位名叫魯思·蒙哥馬利的專欄作家寫道，“這位八十四歲的西德總理和四十六歲的美國人之間的友誼強烈地吸引著官方的華盛頓。
這兩位政治家以前會見和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不下六次。但是最近這次肯定是最親密的一次。”他又說：“如果尼克松佔據了白宮，阿登納似乎為又一次親密的聯絡奠定了基礎，就像他過去與前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之間經常保持的那種聯絡。
多年來，阿登納已經是一位把報界當作戰術政治武器加以利用的大師。那年六月，據說他認為參議員肯尼迪作為一名總統來說在外交事務方面缺乏足夠的訓練和經驗。與此同時，弗朗茨一約瑟夫·施特勞斯這位阿登納的國防部長已經命令他的部對肯尼迪政府在國際舞臺上的意義作一估價。一份國防部報告的副本——以“施特勞斯輕率”而聞名洩露給了《巴爾的摩太陽報》，該報將此報告用大字標題登出，“尼克松更能為德國人所接受。”據阿登納的一名傳記作家說：“就阿登納和基督教民主聯盟而言，這是千真萬確的。”
從1960年競選運動臨近之際，他給我的政治忠告和他對參議員肯尼迪的貶抑性的講話可以看出，阿登納力求與我發展友誼的實際的興趣是清楚的。到五十年代中期，他知道我有可能成為總統，他要與可能成為艾森豪威爾可靠的保守派的繼承人之間建立工作關係。
在十一月份肯尼迪獲勝，我失敗之後，他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動機是包含個人成分的。從五十年代中期阿登納就一直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訪問西德，但是由於日常各種壓力和職責總是使我們無法接受這一邀請。在選舉中，我被擊敗後不久，收到了阿登納的一封極其熱情的來信。信中他同情地寫道，他知道我有什麼樣的感受，並重新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訪問波恩。
直到我第一次見到阿登納的十年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