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蘇聯首都的要衝部位。空蕩蕩的莫斯科市內是一種令人產生錯覺、不祥的寂靜。天氣異常溫暖，陽光燦爛，所以，莫斯科的林蔭道鋪滿了厚厚的綠色。 外交人民委員部依然留在古比雪夫，但有一小批人，其中也包括我，於去年11月被調到莫斯科來，落戶在位於鐵匠橋屬於外交部的一幢又老又舊的小樓裡，其中有幾個房間作了宿舍。我只是在那兒過夜，工作時間全部都呆在克里姆林宮。大約在早晨五點，斯大林一般這時回家，我們，莫洛托夫秘書處的人，才得以結束自己的幾乎是一晝夜的工作日。 在寂靜的清晨，披著色彩斑斕偽裝色的克里姆林宮牆在斜陽的光束下被染成了金色。我穿過空無一人的紅場和獵人市場走向鐵匠橋，似乎很難相信，現在，在我們的土地上正在打仗。但這個意識一直存在。因為，全部的時間都被那些與戰爭有關的問題填滿了。特別是在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第一次訪問莫斯科的這幾天裡。 倫敦和華盛頓拒絕前不久有關在法國北部開闢第二戰場的承諾，而不是如羅斯福與莫洛托夫五月份他們在美國首都會見時所說的，從俄國前線吸引至少40個德軍師，這引起了斯大林的激烈反應。 現在，在與丘吉爾的第二次爭吵之後，斯大林外表上顯得很平靜。他邀請英國首相到自己的家中之後，不斷地開著玩笑，扮演著好客主人的角色，他想讓人相信，勝利最終將屬於對抗納粹的人民。 不列顛首相可是說是滿頭霧水。為什麼會見的最初幾天如此刻薄，甚至粗魯的蘇聯領袖突然成了殷勤的化身？最終，丘吉爾找到了十分有趣的解釋。 “我想，這關鍵在於，”我們可以在他的日記中讀到，“他（斯大林）的委員會或者委員們沒有像他一樣接受了我帶來的訊息。可能，他們的權力比我們推測的更多些，而知識更少些。所以，他似乎想慶祝一下，也趁便放鬆一下。” 這段話顯示，倫敦對於蘇聯領導層實際情況的概念是如何的模糊。斯大林根本就是權力無邊的主子、不容置疑的權威。 當然，斯大林不會不明白，西方盟國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在法國北部開闢第二站場——之後，我國的局面有多麼困難。但是，他也認識到無論如何儲存反希特勒聯盟有其必要性。對西方盟國的立場進行激烈批評之後，他明白了，他無法改變其決策。為了避免全面破裂，斯大林決定做出一個和解的姿態，邀請外國貴賓到自己克里姆林宮的家中，此前他從未這樣做過。 這一年間，紅軍且戰且退，經受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武器裝備損失，但最終還是減緩了敵人的推進。同時，在烏拉爾以東地區，幾個五年計劃期間建立的企業、以及從西部地區連同工人一起搬遷去的工廠，正在製造新式的、比德國更好的武器。許多地方由全體男性人口組成的補充兵力，正在組建新的師團。大後方正在訓練新兵，培養指揮人員。 但是，誰也沒有把握，在這些新鮮力量成軍之前，在蘇軍做好準備進行大規模反攻之前，戰線會不會崩潰？ 羅斯福關於從蘇聯前線吸引40個德軍師的決策，原本可以使局面得到緩和。西方盟國承諾1942年在北非登陸而不是在法國北部開闢第二戰場，對蘇聯的局面幾乎不會產生什麼影響。這一點斯大林預見到了，並且他把這一點告訴了丘吉爾。 與此同時，斯大林也明白，丘吉爾在談到英美軍隊準備不足，以及數量不足時，如果沒有過分渲染的話，那麼諾曼底行動真的有可能成為一場災難。 無論如何，在既成的局面下，我國只能依靠自己。應該說，正是這一點促使蘇聯領導者說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想法，我無意中成為其見證者。 在克里姆林宮斯大林的辦公室，與丘吉爾的一次談話於凌晨三點結束之後，我的同事巴甫洛夫被派去送英國首相到他住的官邸，即所謂的七號國家別墅，而我則必須為致華盛頓的蘇聯使館起草電報文稿。電報一般由斯大林簽署。 我的第一稿他不完全滿意，所以，在提出幾處具體的意見之後，他要我坐在鋪著綠色呢絨的長條桌一端，將文字謄寫一遍。當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斯大林一邊沿著花紋斑斕的地毯走來走去，一邊抽著菸斗。莫洛托夫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在跟丘吉爾談判時，他就坐在那兒。 就在當時，我從我們的領袖嘴裡聽到了，在此前他沒有跟任何人說起過的東西。 “維亞切斯拉夫，我們怎樣才能不成為流亡政府清單上的新成員，”斯大林低沉地說道，“如果德國人推進到烏拉爾以東，這就會成真……” “但這等於死亡，”莫洛托夫茫然若失地回應道。“我們都會死的。但是，值得思量一下，有哪些可能的方案。丘吉爾可說過，一旦納粹佔領英國，他的政府將從國外，譬如加拿大，與敵人繼續作戰。” 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