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以保證翻譯的質量和正確性。我不得不另外尋找合適的人選。外交部推薦了切格達耶夫，他在戰前曾在蘇聯駐法國使館工作過，法語流利。 在打敗德國以及戰爭在歐洲結束之後，我們雜誌的名稱過時了。寫著《戰爭與工人階級》的封面無論如何不適應已經開始的和平時期。列昂捷夫要我們大家都想一個新的名字。 很快，我們擬出的各種各樣的名稱形成了一個清單。討論的結果，其中的一些被淘汰了，最後再次形成了一個清單，列昂捷夫轉給了莫洛托夫，後者則轉給斯大林定奪。 應該說，我們的思路集中在僅僅幾個非常表面化的名稱上。其中包括這樣一些方案：《和平與工人階級》、《國際生活》、《國際綜述》、《國際事件潛望鏡》、《世界軌道》、《政治與生活》等等。我們等待答覆的時間大約有兩週多。新一期的出版日期一天天接近，編輯部裡大家都十分著急，因為都看到了戰後保持舊名稱的不妥。 終於，信使出現在我們位於卡拉什街的編輯部（後來，這棟別墅成了日本大使館）。他帶來了有五個火漆封印的大型紅色信封。我們都知道，這來自斯大林的秘書處。簽收之後，列昂捷夫剪開信封，取出了寫著我們建議的那張紙。在右下角有“新時代”幾個大字，和斯大林簽名的縮寫。我們的方案，沒有一個讓“領袖”滿意，所以他自己給雜誌起了名。 問題解決了。但是，“主人”的選擇卻使列昂捷夫左右為難。當時，許多人對革命之前極端反動的、由黑幫分子蘇沃林出版的報紙《新時代》記憶猶新。列寧曾經用各種罵名與其進行過激烈辯論。大家都知道，列寧與自己的對立面辯論時善於使用各種激烈的修飾詞和標籤。當時，美國《時代》週刊駐莫斯科記者是美籍俄裔阿姆菲加特洛夫。記得有一次，他找到我，驕傲地對我說，他祖父的名字在列寧的著作中經常被提到。出於好奇，我查閱了《列寧全集》中提到美國記者祖先的那一頁。原來，列寧稱呼的方式不是別的，而是“娼妓阿姆菲加特洛夫”。這位引起了列寧辯論怒火的作者，大部分文章就發表在《新時代》上。同時，讓我們總編特別惱火的是，這個蘇沃林報紙的編輯和他是同姓，也姓列昂捷夫。 我們已經訂製了俄文、英文和德文版的封面，而列昂捷夫的疑慮更重了。他不能違抗斯大林，同時對這個不合時宜的類似不能釋懷。將來，當雜誌出版之後，一旦有人向“主人”提醒到這個不巧之處，斯大林的怒火一定會降到編輯部頭上，他會問：為什麼沒有預先提醒。 經過反覆思量之後，列昂捷夫最終還是下決心向斯大林報告。這在技術上非常簡單，因為編輯部裡就有連線克里姆林宮的直撥電話。這個電話響起來時，一般斯大林本人接聽。但是，驚動領袖，並且懷疑他的決定這可非同小可！ 斯大林聽完了列昂捷夫的想法，想了一會兒，然後說道： “這樣的，當時是一個新時代，現在是另一個。戰爭以我們的勝利告終了。敵人被打敗了。我們的周圍都是朋友。新的時代到來了……” 說完便掛上了電話。 列昂捷夫的疑慮煙消雲散。 在那一刻，斯大林是否真的相信，新時代已經到來，與西方列強的合作關係可以保持下去，在國內也將不再追尋“敵人”，蘇聯和全世界的好時光已經來臨？國家遼闊的土地上一片廢墟。千百萬人蝸居在土屋裡，物資匱乏。並且還要完成加入對日作戰的承諾。但這被看作一場短暫的戰役。最主要的，是儘快為居民創造基本生活條件，重建遭到破壞的一切。也可能，當時斯大林相信，美國人將會幫助我們。也可能，他已經打算節制自己的胃口，進行妥協？因為，剛剛入主白宮的杜魯門使人相信，在國際事務方面他打算繼續羅斯福的方針。 前不久的盟友間關係緊張，這是誰的責任？西方的某些研究者認為，反希特勒三大國聯盟的所有領導人在同等程度上都已經對繼續這種盟友關係不感興趣了。在我看來，戰爭剛結束時，蘇聯領導人極力在保持信任氣氛，然而在一系列情況下卻又用自己的行動破壞了這種氣氛。這裡的原因是，斯大林的疑心太重，他傾向於用“上一場戰爭”的概念進行思考。他有這樣一個固執的想法，即在蘇聯周圍有幾個國家建立一個地帶，而這些國家的體制是他可以完全放心的。 當然，所有這些都引起了英美相應的反應。但是，那裡也並不大關心保持良好的氣候。杜魯門對前來舊金山簽署聯合國憲章的莫洛托夫進行粗魯攻擊，使斯大林有理由認為，美國新政府正在放棄羅斯福的政策。此後在波茨坦，杜魯門企圖用原子彈訛詐蘇聯，在莫斯科製造出了一種受到嚴重威脅的氣氛。由此，斯大林的行動在西方被解釋為蘇聯威脅。對抗開始加劇，“冷戰”展開，並有演變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