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火氣就消了許多，同意暫緩撤館”。
9 月18 日，西哈努克又在金邊的群眾大會講話，他說張崗大使告訴我，周恩來說發展柬中友好關係政策不變，周恩來講話我相信，我決定不撤館了。
1967 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氾濫的極左思潮影響到外交戰線，嚴重干擾了中國的外交工作，使當時的中國在多邊關係和國際事務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境地。外交戰線一再收縮、險象環生，在中國周邊地區，到1967 年8 月間，中國與蒙古、印度、朝鮮關係更趨惡化，在東南亞地區則與已有外交關係的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處於斷交邊緣，如果此刻再失去柬埔寨這樣的友邦，勢將引發更不堪的連鎖反應。周恩來以他的外交睿智和堅韌，力挽危局，最終讓撤館風波化於無形。吳建民看到事情的發展，正像周恩來估計的那樣，張崗大使沒有走，直到1969年1 月奉調離任。
偉人是最好的老師，向他們學習並不一定要如影隨形，有機會不間斷地聽他們耳提面命。你只要有心感受、注意觀察，有時甚至無須言語，你就能領悟到許多。
那時吳建民剛剛26 歲，對毛澤東、周恩來這些最高領袖充滿虔敬。“我看他們就像小孩看大人一樣，他們的一舉一動總吸引著我的目光，感覺值得回味。”吳建民說。
如果說從毛澤東身上，吳建民看到了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從周恩來總理身上，吳建民則領略了外交的魅力。此時此刻，這個本來並不期望跨進外交領域的小夥子，開始對外交有了興致，有了一定的認知了。但他此刻的更多努力，還限於當一個好翻譯，真正領略外交的意義和內涵，則是在又過了若干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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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會議（1）
蘇聯的做法使聯合國在更大程度上為美國左右/基辛格說：“中國進聯合國，還要再等一年。”/周恩來提議讓熊向暉先帶幾個人去聯合國/周恩來對施燕華說：“你還是共青團員？”/1971 年10 月25 日，聯合國第26 屆大會，以76 票贊成，35 票反對的壓倒多數，透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 國提出的要求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聯合國秘書長吳丹，遂於10 月26日起，接連三次致電中國外交部長姬鵬飛，請中國迅速派出代表團參加會議。
早在聯合國成立之際，中國即是創始國和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但最初代表中國參與聯合國事務的是當時執政的蔣介石政府。新中國成立後，時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就於1949 年11 月、1950 年1 月，兩度給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和第四屆聯合國大會主席羅慕洛去電報，宣告蔣介石政府已經失去代表中國的資格，中國已任命張聞天為出席聯合國會議和參加聯合國工作的首席代表。
然而由於美國的阻撓，原本順理成章的席位更迭卻橫遭屏障。1950年1 月10 日，蘇聯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馬立克提出要求安理會做出開除蔣介石政府代表的提案，並宣告在此之前蘇聯將不參加安理會的工作。
在31 日召開的安理會上，馬立克重申蘇聯的這一態度，宣告有蔣幫代表參與做出的任何決定都是違法的，隨後憤然離席。
第五章其時，聯合國內亞洲、非洲獨立解放的國家成員甚少。蘇聯宣佈不參與安理會，雖說是一種示威，以敦促聯合國接納新中國政府。但這樣做的結果，卻使得聯合國在更大程度上為美國所左右，例如組織聯合國軍干預朝鮮戰爭等，也使得美國更便於施展外交手腕，一再阻撓新中國政府取得聯合國合法席位。1961 年，美國鼓動由紐西蘭提出“重要問題”案，詭稱中國代表權屬於“重要問題”，必須有三分之二多數票贊成方能透過，為新中國取代蔣幫進入聯合國設定了更大的障礙。
對於新中國一時難以進入聯合國的現實，毛澤東等中國領袖看得很透。毛澤東說：中國留在聯合國外對美國是一種政治的、道義的壓力。
聯合國每年表決一次友好國家提出驅蔣納我的提案，是值得做的正義事情。贊成的國家越來越多，總有一天要請我們進去。等我們的力量更強大了，再進去不遲。
1971 年10 月25 日的投票結果，證明歷史的程序正如中國領袖們的預見。有意思的是美國為繼續把中國擋在聯合國門外，於此屆聯大連拋兩個提案，一為接納中國而不驅逐蔣幫的“雙重代表權”案；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