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咱倆從井岡山——長征——延安，共事十五餘年了，大概你沒有想過這一個十分簡單的數字。好哇，這二十八劃不平常啊！你看，共產黨、共產主義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嗎？”譚政恍然大悟，會心地笑了。毛澤東停頓了一會，又說：“我們都姓‘共’嘛！做了共產黨的人，都是信仰共產主義，併為實現共產主義在奮鬥呀！”一個“共”字，把毛澤東——譚政兩人緊緊連結在一起。譚政告別毛澤東後，匆匆回到北門外軍委總政治部、留守兵團政治部駐地，開始了毛主席交給他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的緊張調研和起草工作。在廣泛、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半年左右的時間，又在毛澤東召集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領導人賀龍、徐向前、肖勁光、譚政等討論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基礎上，譚政寫成了二萬六千多字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初稿。初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多處重要修改，並加寫了三千字的有關的內容。同時，毛澤東給譚政寫了回信，指示要將修改稿送周恩來審查修改，同時送給正在橋兒溝中央黨校學習的各根據地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徵求意見。周恩來召集了中央黨校學習的各地領導幹部、留守兵團的負責人和從前方回到延安準備參加黨的“七大”的旅以上幹部，討論了這個報告稿，並由他集中大家意見，充實和豐富了報告的內容。1944年春天，西北局再次召開高幹會議時，又組織出席會議的幹部進行了多次討論，並由毛澤東又作了幾次修改，寫下了許多精闢的論斷。最後，經過中央擴大的書記處會議討論透過，由譚政於1944年4 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
對此，譚政後來曾經謙虛他說過：這是毛主席、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指導的結果，是軍委總政治部等機關各級幹部幫助的結果，是留守兵團政治部和兵團各級領導幹部幫助的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譚政的報告，以精闢簡潔的話語，以有目共睹的事實和嚴密透徹的分析，切中時弊，深深打動了每個與會者的內心，引起了全場的共鳴與轟動。報告主要從三個方面、七個問題，總結了我軍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是非得失。這三個方面是：一、關於邊區軍隊一年經驗的總結；二、關於發揚政治工作中的成績與糾正政治工作中的缺點；三、關於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規定。這七個問題是：一、關於我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問題；二、關於我軍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務問題；三、關於執行“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總方針，正確處理軍內外各種關係問題；四、關於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變一切問題；五、關於發揚聯絡群眾與實事求是的領導作風問題；六、關於根據情況和任務的變化，適當採用政治工作的組織形式和工作制度問題；七、關於對待政治工作傳統應持的正確態度問題。譚政的報告充滿了激情。他用標準的湖南話說道：“中國共產黨從它參加與領導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以來，從它參加與領導為這個民族民主革命而戰的革命軍隊以來，就創設了並發展了軍隊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種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教育軍隊，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隊，使革命軍隊內部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完全服從革命政黨的政治領導，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並進行瓦解敵軍、協和友軍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這就是我們的軍隊和其他軍隊的原則區別。我們說，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就是指的這個意思。”譚政的講話停了停，喝了一口水，又說道：“整個軍隊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務，只能根據我軍的基本任務與當前具體任務去規定，不能在我軍基本任務與當前具體任務以外再有所謂政治工作的獨立任務。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軍隊，從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去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接著，譚政又有針對性地講道：“革命軍隊的內部，必須是團結的方針，必須是合作互助的方針，不能是分門立戶、各自為政的方針，不能是互相輕視、互相妨礙的方針。”為此目的，“過去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精神必須恢復，軍黨之間、軍政之間、官兵之間、軍民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之間、以及各部分軍隊之間的關係，必須竭力改善，並建立在鞏固基礎之上。必須使八路軍新四軍一切部隊，無條件地服從共產黨中央及其代表機關的政治領導。”譚政的這一報告，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響，很多高階幹部高度讚揚了這個報告，讚譽它是繼《古田會議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