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抓人。但由於其他官員害怕引起衝突，引出外交糾紛等麻煩，聶士成只好回稟榮祿。隨後，榮祿派人前往日本軍艦交涉，要求放人，被拒絕。
第二天，王照也由日使館送上“大島”號，梁啟超、王照死裡逃生，在日艦上相遇，難免唉嘆命運的不公，心情低落悲涼。當梁啟超聽到譚嗣同等七人已經革職拿辦，性命恐不久矣，想到維新大業毀在旦夕，無力挽救祖國危機，不禁痛哭不已。
“大島”號軍艦在10天后才奉命換防，起航返回日本。軍艦航行在黃海之上，梁啟超瞭望蔚藍的天空，深藍的海水，不禁淒涼悲哀，撫今追昔，檢討自己的過失，展望未來。想到光緒仍被監禁，康有為也不知所蹤，譚嗣同等人性命難保，家人不知現在如何，自己又逃亡日本，這時的梁啟超早沒有了原先的壯志雄心，頓覺天空如此狹小。海面如此遼闊，自己置身其中，卻又是那麼的渺小，微不足道。悲憤、哀傷匯聚成氣勢磅礴的《去國行》：
嗚呼！齊艱乏力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
梁啟超思索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反省自己失敗的原因。他認為，中日同文同種，日政府必能相助，與中國患難與共，幻想借日本之力來助光緒復位，拯救中國於水深火熱當中。他呼籲中國兒女學習日本明治志士，捨身報國，慷慨激呼：
吁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
“瀟瀟風雨滿天地”，“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
他堅信，嚴冬必將過去，勝利一定會來到。
在廣東新會茶坑，梁寶瑛和家人們卻沒能逃脫清政府的魔爪，家屬不幸被捕，家中搜查時被橫掃一空。後來由於知縣陳伯謙的暗中保護，家人未遭大禍，不久被釋放。梁寶瑛隨後偕全家避居澳門，梁啟超的妻女也在不久被梁寶瑛和麥夢華從上海接到澳門，與家人團聚。
到澳門不久，李惠仙接到了梁啟超從日本寄來的家書，信中說明自己不能照顧家人，勞累妻子，對妻子充滿敬意，稱呼妻子為“閨中良友”。隨後，夫妻二人透過書信開始了長期的情感之旅，愛意、憐惜、敬意充溢其中。從他們的書信中仍然可以看出梁啟超關心家事，孝父愛妻，但更加關心國事及窮究學理。雖然梁啟超的戀情是由結婚才開始的，但他與惠仙是患難之交，互相體貼關懷，戀情日益深厚。
1899年，在父親梁寶瑛的護送下，李惠仙母女和王桂荃來到東京，結束了長期分居、寂寞孤獨的生活。
流浪東瀛
“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若出兩人。” 梁啟超在艱難的逃亡日子裡，掙扎著、堅持著、醞釀著……
“初到日本，居牛口區馬場下町。”由於日本友人的幫忙，梁啟超生活得以安頓，不久，又聞得家人已避難澳門，生活尚能維持，心中湧起了對友人的感激和對家人的思念，於是頻做書以謝友人，並安慰妻子，訴說心中愁苦，傾灑離國傷悲：
“南海師來，得詳聞家中近狀，並聞卿慷慨從容，詞色不變，絕無怨言，且有壯語。聞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為任公閨中良友矣。大人遭此變驚，必增抑鬱，惟賴卿善為慰解，代我曲儘子職而已。卿素知大義，此無待餘之言，惟望南天叩託而已。令四兄最為可憐，吾與南海師念及之，輒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餘之累，恩將仇報，真不安也。
此時，“海外羈逐孤臣，君主被幽，同志摻戮。” 社會空氣空前緊張，維新志士四處逃難，清廷鷹爪密佈，前途一片黑暗，民眾思想低落，社會上陰霾不散，中國危機四伏。梁啟超四處奔走，希望能夠解救光緒，挽救失敗局面，然而，同志頻頻被捕，訊息傳來，如針刺般折磨著這位才子。梁啟超心情失落，又不得不挺起精神為扭轉乾坤作奮力一搏，內心承受著千金重壓。
10月26日，梁啟超拜訪志賀重昂（日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並與之進行筆談，陳言東亞之亂，中國之安危，實牽動地球之全域性，尤對日本影響重大，“蓋東方之安危，全繫於敝邦之能自主與否，敝邦立則日本之邊防、商務、工藝皆受其利，敝邦危則受其害。” 幻想借助日本政府之力來複闢光緒帝位。然則，志賀重昂只是閃爍其辭，全無相助之心，只是暫留梁啟超便於日本以施後圖，把康梁作為統治中國的工具而已。不過，這也使得梁啟超看清了日本等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改變了依靠英美等列強協助復國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