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
太史公在《蒙恬列傳》最後的贊中這樣說道：“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不是秦帝國的政治精英們都看不到，而是他們或無仁心，或苟安於富貴，不敢拂逆龍鱗；即或無仁，或為一己私利而無勇以諫罷了。
秦始皇一方面將扶蘇外放北方監軍，一方面遺詔讓扶蘇“與喪會咸陽而葬”——這說明始皇心裡是基本承認扶蘇的仁政國策，但不允許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來推翻自己之前所定的國策，這僅僅是因為始皇的“剛毅戾深”罷了。儘管始皇在巡遊天下時到處留下的石碑上大量刻寫自己的武功，以期永垂不朽——但他畢竟知道治天下與取天下不可同日而語——秦自商鞅變法，已歷一百三十年，關中已經完全適應秦國的嚴法酷刑——但關東諸國貴族及民眾則根本就是持強烈對抗態度。秦法如何嚴酷法？先秦古籍已經記錄了其中許多重大內容，三十年前出土的湖北睡虎地秦簡也記錄了秦法許多細節之處；我這裡只說一個歷史細節——就是陳勝吳廣起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失期，法皆斬”（《陳涉世家》）；因此二人才說“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亡指逃亡（漢高祖劉邦作泗水亭長時，也因為自己押送驪山之徒多道亡，結果自己也只好逃亡求生）；死國者，求取帝王將相者也。
我們想一想，以當時的道路條件，僅靠 11路，失期自然是最為正常之事——然而“失期，法皆斬”這樣的嚴法有幾個人能夠忍受？結果不是逃亡就是反叛——我想絕大多數人寧願採野果或以偷搶為生，或鋌而走險反叛政府，也不會將自己的腦袋再乖乖地送給法吏讓他們來砍頭。這時候連坐制度已經起不到太大恐嚇效果—— 因為許多情況下秦官員不知道這些勞役者是否正常服役或已死亡或已逃亡等等。劉邦跑了，但他的家人一點沒事——相反呂雉還知道自己的老公逃回到自己家附近的山中，因此得以送食送糧。如果秦官員知道劉邦逃亡，甚至是主動放其它服役者逃亡，那麼劉邦家人個個得有連坐之罪（當然得排除如蕭何者這樣知情不報的特殊情況）。
扶蘇說“天下不安”，他說的僅僅是些儒生嗎？當然不是，而主要是六國貴族尚存的強大實力與影響（陳吳二人起事託以項燕之名、以“大楚興”為口號；范增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等等都完全證明了關東六國的強大影響力），及民眾不堪秦暴政的反抗力量。如何鞏固秦帝國政權，這是每一個秦國執政者最為關心的。除了“車同軌，書同文”這樣公認的治國措施外，在國家制度上，在法律實行上，秦帝國眾多精英都有自己的看法——而最終決定權則在始皇手中。象著名的郡縣制與封建制之爭，大家都已是耳熟能詳，李斯獨建奇策，力排封建而議建郡縣，始皇用之。統一法律當然必不可少，但關鍵不是法律的天下一統性，而是其定法尺度——即能否用與以前同樣或更加嚴酷的法律來運用於剛剛統一，法制基礎薄弱，關東諸國貴族及民眾對秦政權充滿仇恨的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象周滅殷朝後那樣，寬刑簡政，與民生息；緩解各方面尖銳重大矛盾；還是象歷史事實那樣，繼續實行在關中被證明完全可行的嚴法酷刑；同時勞役繁重，稅賦暴斂等等？。 最好的txt下載網
大秦帝國避免滅亡的希望如何破滅：扶蘇之死（2）
顯然扶蘇（包括後來殺趙高的秦王子嬰）為以史為鑑派，認為雖然秦法可用於關中，但未必可用於關東六國。事實上關東六國雖然也是法治為基礎，但法律的嚴酷完密性遠遠不如秦國，因此動輒重罪獲死的秦法確實無法讓關東諸國民眾在短時期內適應，畢竟秦之關中已有了一百三十年的苛法酷刑實施歷史——從商鞅變法到一統中原。秦統一天下，至始皇死，卻才十餘年時間。後來歷史發展事實完全證明扶蘇的國策觀是完全正確的——秦帝國確實亡在了酷法暴政上面。同樣統一天下，為什麼西漢能夠長治久安，而秦二世而亡——最為重要與主要的原因不就是這個仁政與暴政之區別嗎？（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絳侯周勃馳入北軍之時，“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為劉氏。”厚重少文的周勃，遂與其它重臣一起，以此粉碎了呂氏試圖發動政變的計劃（《絳侯周勃世家》）。這就是民心，與秦末天下紛起反秦根本就是天壤之別的二種情況）六國貴族想反是很正常的邏輯發展結果，那麼那些陳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