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猛虎，你們像橫衝直撞的靈獒。”（井上靖：《井上靖西域小說選》，第309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當成吉思汗說自己的名字將“在歷史上永存不泯”的時候，博學而正直的異族青年耶律楚材“毫無懼色地”回答他：“十分遺憾，我相信可汗的名字能在歷史上儲存下來，這是因為可汗讓自己的部下肆無忌憚地盡情地殺戮。”（同前，第521頁）勒內·格魯塞則在著名的《草原帝國》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成吉思汗被看成是人類的災難之一。他是12個世紀中草原遊牧民族對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確實，在他的祖先中不曾有人留下如此可怕的名聲。他使恐怖成為一種政體，使屠殺成為一種蓄意的有條理的制度。”（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第317頁，商務印書館，1998）面對這樣的基本事實，我們怎麼能無動於衷地宣揚“狼圖騰”？怎麼能熱情洋溢地讚美災難的製造者？
如果說遊牧民族和西方“大狼巨狼”因為兇悍殘忍而成功的話，那麼，華夏農耕文明正是因為不夠兇悍殘忍，或者，形象地說，是因為“羊性”太多而落後。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都認為，“華夏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於，這種文明內部沒有比階級鬥爭更深層更廣泛的殘酷激烈的生存競爭”（第365頁）。這種激烈的生存競爭，就是狼性化的生存方式。司馬光說秦“以貪狼為俗”，本來並不是一句讚美的話。但在《狼圖騰》的作者看來，這簡直就是無以復加的讚美。秦始皇雖然是一個“狼性暴君”，但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這可以造成“殘酷激烈的生存競爭”。看麼，秦朝雖然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對中國歷史影響極為深遠，而遊牧民族的狼性格在其中起到關鍵作用，如果沒有秦國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國歷史決不會出現以後漢唐的輝煌上升時期”（第379頁）。這實在是一個缺乏起碼的歷史感和事實感的虛妄判斷。漢唐的盛世繁榮，恰恰是統治者“過秦”反思、力行仁政、輕賦少事、約法省刑、善制侵陵、與民休息的結果。而暴秦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狼性”太多，人性太少。賈誼在《過秦論》中總結秦敗亡的原因是：“仁義不施”。司馬遷則在偉大的《史記》中，借侯生和盧生的議論，表達了自己對暴秦的批判態度：“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又借樊噲之口道出了秦王的野蠻之本性與必亡之因由：“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秦朝因濫施暴力二世而終，項羽也是因為“欲以力征經營天下”，才兵敗垓下的。在司馬遷看來，暴虐寡恩，好勇鬥狠，從來就是一種消極的道德和醜惡的激情。難道這些千百年來已經被人們廣泛認同和接受的常識，也是靠不住的嗎？也要被結構、被顛覆，從而用完全相反的結論來取而代之嗎？
2004《狼圖騰》（6）
事實上，《狼圖騰》所宣達的簡單而極端的價值觀和生存哲學，一點兒也不新鮮。它與尼采的“權力意志”哲學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尼采將“超人”與“庸人”對立起來：“權力意志不承認任何‘被容許’的界限：對於它說來，一切來源於權力和提高權力的東西都是善，一切來源於虛弱和削弱權力的東西都是惡。”（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下卷，第924頁，商務印書館，1997）然而，正像羅素指出的那樣，尼采和他的哲學是令人厭惡的，“因為他把自負升格為一種義務，因為他最欽佩的一些人是征服者，這些人的光榮就是有叫人死掉的聰明。……尼采輕視普遍的愛，而我覺得普遍的愛是關於這個世界我所希冀的一切事物的原動力”。（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第326頁，商務印書館，1976）在一個功利主義價值觀極為流行的特殊的社會轉型期，我們更應該強調“普遍的愛”，更應該看到並強調人的生存方式與動物的生存方式的本質區別，否則，我們的社會就會陷入巨大的混亂之中，人人都會陷入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存恐懼之中，其情形和後果，正像霍爾巴赫所說的那樣，“幾乎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會互為仇敵。每個人都只為自己生活，很少顧及他人。每個人只受自己的慾望支配，只考慮與社會利益背道而馳的私人利益。正是到了那個人對人是豺狼的時候，作為那個社會成員的人有時比起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野人還要不幸”。（霍爾巴赫《自然政治論》，第10頁，商務印書館，1994）因此，雖然《狼圖騰》迎合了這個功利主義時代的價值觀，為人們滿足攫取金錢和權力的慾望提供了精神支援，為人們釋放自己的原始衝動提供了一種道德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