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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他也講得很清楚：自己在精神瓶頸裡已經堵了6年，苦於徘徊，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階級鬥爭的論述，點亮了他的心靈。八屆十中全會，於1962年9月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其實是從8月北戴河會議開始），毛澤東扭轉了“三年困難時期”特別是“七千人大會”以來經濟上務實、政治上寬鬆的態勢，重新並且更加尖銳地提出狠抓階級鬥爭，大力倡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txt小說上傳分享
1964《豔陽天》（3）
浩然說的“恍然大悟”，就是指在他“繞樹三匝，無枝可棲”之時，毛澤東上述論述突然給了他有力支撐，使他思想有了落腳點，帶來了“觀察生活、認識世界”方法上的突破，由此“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質和主流的東西”，創作“前進了一步”。
說起來，這是這位個人精神資源單薄的農民作家，心靈第二次被毛澤東教導所照亮。第一次，是他剛開始嘗試練習創作的時候。那時，他握著筆，既不知道該寫些什麼，也不知道寫成什麼樣子才算好的文學作品。1952年，《講話》十週年之際，他從書店買了一本，讀後，豁然開朗，從此知道文藝之中何為優劣良莠。
眼下，當他已經積累了很充足的長篇小說創作素材，卻苦於沒有可以統帥它們的“靈魂”時，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使他的問題迎刃而解。如果說，前面那次浩然是從毛澤東那裡得到了有關文藝的標準的教誨，這一次，毛澤東教導的作用似乎更加具體一些——他指引浩然解決了一部長篇小說的構思問題。
在今天情境下再讀《豔陽天》，無處不在的階級鬥爭元素如此刺眼，細看之下，原來它竟是這樣一部作品：主題、情節、人物，處處緊扣“階級鬥爭”，完全循“以階級鬥爭為綱”理念構設而來。
小說中每個人，都貼著階級標籤，都作為某階級的“代表”出現。蕭長春、韓百仲、馬老四，是“貧下中農”的代表；彎彎繞、馬大炮是“中農”的代表；馬小辮、六指馬齋是“地富”代表。他們各按“階級本性”行事，一舉一動都驗證著“階級本性”……想必作者落筆之前，便在心裡就東山塢這地方繪製了一幅“階級地圖”，每個人物尚未出現，作者就已經替他們安排好了區域和位置，他們始終就在這限定死了的範圍裡活動，從故事開始到故事結束就註定是那副樣子。他對“階級鬥爭理論”的圖解，細緻到絲絲入扣的地步。比如“中農”，浩然很注意他們因富裕或私有觀念程度的不同，哪些更保守，哪些略微的不那麼“右”；彎彎繞是不可救藥的，是要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而馬子懷就有些不一樣，他雖然想著“發家”，卻屬於願意“勞動致富”，對共產黨的好處他心裡是有數的，只是常常搖擺，徘徊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馬立本這個人物，也忠實地傳達了“階級鬥爭理論”的一個要點，即，階級性是一種遺傳基因，“階級敵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階級敵人，即使一萬年之後也不會改變。更值得刮目相看的，是這部動筆於1962年冬的作品，居然已以明確的意識，塑造了類似於“走資派”形象——這就是鄉長李世丹、合作社副主任馬之悅、一隊長馬連福，他們非常符合後來對“走資派”的定義：在革命隊伍中掌握一定權力、資本主義勢力在黨內的代理人、思想變質、唯生產力論……如此等等；他們與蕭長春之間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由於上述的構思思路，再讀《豔陽天》，對於讀者可能是一次顛覆性的閱讀體驗。這裡所指，尚非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理念的不認同。純粹從為文的角度論，作品對於生活，對於人物，怎麼可以這樣比劃於某種概念，作如此刻板的套嵌與徵引呢？寫作尚未開始，一切就已經規定、決定好了。作家不需要去探究人物繁奧的內心世界，不需要去領悟生活的豐富性，不需要去面對命運對人性的審視與拷問。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64《豔陽天》（4）
但在當時，《豔陽天》卻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卷出版後，人們在還未看到小說全貌（共三卷）的時候，就異乎尋常地從政治上毫無保留、毫不猶豫發出了讚揚。請看當時幾篇評論和報道的標題：《農村青年學習的好教材——評〈豔陽天〉》（北京朝陽區小紅門公社牌坊大隊第九生產隊團支書王桂裡，《北京文藝》1965年第2期）、《蕭長春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胡緒曾，《北京文藝》1965年第2期）、《貧下中農喜讀〈豔陽天〉》（佐平，《文藝報》1965年第2期）、《貧下中農的“硬骨頭”——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