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這個教導擺在什麼位置？怎樣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辦事？”看來，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不經過認真學習，單憑樸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們還是要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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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羅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話，我願意領受40大板（4）
針對“砍旗”的說法，作者在文章中明確指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經企圖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幫”在內，一個一個都自己倒下去了。“我們有些同志為什麼那樣沒有信心呢？如果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真像這些同志所設想的那樣虛弱，那樣害怕與新的歷史條件相結合、害怕實踐、害怕砍倒，那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決不是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84〕
從文章所論述的內容來看，雖然沒有直接提“兩個凡是”，實際上卻嚴厲批評了“凡是派”的觀點，有力地回擊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指責。從文章的語氣來看，它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更具有爭論的意味。正因為如此，文章發表後產生的影響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位親歷者的評價在當時頗具代表性，他說：這篇文章在進一步論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基本原理之後，“集中剖析若干糊塗思想，批駁各種謬論，令人拍案叫絕。”他認為，文章“引起轟動效應，相當徹底地解開了絕大多數懷疑論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論者不能應戰。”〔85〕
然而，另一位當事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這篇文章雖然引起很多人的關注，但它畢竟是在鄧小平6月2日講話之後發表的，所以，它的轟動效應“顯然就受到了影響”。但它作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姊妹篇”，對推動真理標準的討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86〕
由於文章是針對當時反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而寫的，它的發表肯定會冒一定的風險。對於這一點，羅瑞卿早已預料到了。7月18日，他到聯邦德國治病。臨行前，他對前來送行的《解放軍報》負責人說：“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對，我負責，打板子打我。”〔87〕
關於羅瑞卿不怕“打板子”的事，好幾位當事人都提起過。胡績偉回憶說，羅瑞卿去聯邦德國之前，還特意打電話給我們說，這篇文章如果打板子，他願先挨五大板。〔88〕
吳江在《十年的路》一書中說，文章發表後不久，羅瑞卿出國治病，臨行時還留下一句話，說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話，他願意領受40大板。作者還動情地說，這位文武兼備的將軍，在這場結局尚未明朗的鬥爭中所給予我們的支援，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關於羅瑞卿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支援，羅瑞卿的夫人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有過敘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他恢復工作，任軍委秘書長的短短一年裡，他又冒著風險，積極支援鄧小平、胡耀邦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正確立場。在他臨出國治病的時候，還親自主持修改、定稿，並指示《解放軍報》發表了由中央黨校吳江撰寫的文章。由於當時堅持“兩個凡是”的中央負責人的錯誤立場而難以發表。他對《解放軍報》總編輯華楠說：“發表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對，準備駁。不要緊，出了問題首先由我負責。要打板子打我的。”羅瑞卿沒有能夠看到真理標準討論的最後勝利，但為了爭取這個勝利，為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了黨的改革事業，羅瑞卿“又一次勇敢無畏地戰鬥過了”。
文章發表後，雖然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起到了推動作用，但其間也遇到了阻撓和壓制。7月下旬，《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前去看望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兩個月前，正是這位副主任打電話給胡績偉，指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犯了方向性的錯誤”。所以，一見面，那位副主任就說，我看了《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更認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見是正確的”。〔89〕
胡績偉回答說，你也可以寫文章進行答辯和批判。可是，那位副主任還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根本不應該討論這個問題”。此後，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副主席、中央宣傳部主要負責人分別到山東、東北，發表了一些指責真理標準討論的言論。
4。 羅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話，我願意領受40大板（5）
儘管如此，從6月到11月，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還是達到了高潮。在鄧小平、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