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來了農民起來抗糧抗稅的事情，各地都有將下鄉徵糧收稅的吏員殺死，造成民變的事情發生。
不過，還可以讓廣東各級官吏稍微安心些的是，廖冬至和吳六奇這些變民只曉得在鄉間流竄，打劫集鎮圩墟，對於各地州縣卻是半點也不敢動的。
但是，這種風潮隨著北方越過五嶺南下的寒風一道，一路吹到了新豐、佛岡、英德、清遠等地，距離省城廣州越發的進了。另一路則是朝著惠州、潮州、海豐、陸豐、汕頭一帶颳了過去。駭得四鄉的紳士們紛紛打點起行囊包裹，在祠堂裡給祖先上了一柱告罪的香火，帶著金銀細軟之物逃進了各處州府縣城去躲避這股民亂風潮。
無獨有偶，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就在人們為了從粵東北沿著韓江傳來的這股抗糧抗稅風潮而忐忑不安的時候，又有一個惡劣的訊息傳來。在距離省城廣州不過咫尺之遙的佛山，這座號稱四大名鎮之一，以冶煉、製造鐵器而著稱的城鎮，同樣爆發了民變。
對於鄉間的農民來說，每年收取地租、錢糧、稅銀是三把利刃懸在頭頂上，對於普通市民和鐵匠、冶煉工人這些手工業者來說。稅銀、捐稅、攤派，同樣是三把利刃。
當稅吏們拿著稅銀簿子要那些冶煉場的廠主，鐵匠鋪的工人們按照從萬曆四十八年開徵的遼餉，繳納九釐正稅之後，再行繳納從崇禎四年提高的一分二厘稅銀標準時，佛山的鐵匠們憤怒了！
採用木炭作為燃料冶煉生鐵，打造熟鐵，製造各種鐵器，本來就要比在南中採取小高爐以焦炭為燃料鍊鐵來的成本要高，何況南中軍又採取水排等技術手段來降低人工成本。而且從礦石開採、焦炭冶煉、高爐鍊鐵、鍊鋼都是具有現代技術和企業管理理念的結合。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中間環節消耗成本。而佛山的冶煉行業，恰恰相反的，不但購買礦石、木炭等原材料要支付高額價格，還要支付各種各樣的浮收稅捐。更為令人咂舌的一項成本則是方方面面官吏的孝敬、打點。
除了這些。就是官家派下來的差事。不但要求的工期緊、數量大、質量標準可以用挑剔來形容。最為要命的一點。給予的工價銀子極低，上頭髮下來的工價，七折八扣到了最底層的官吏手中便所剩無幾。即便如此，這些難纏的小鬼們還要在討要些常例錢。
這樣算下來，佛山的冶鐵業者們，每煉一斤熟鐵，就要比在廣州街頭出售的南中熟鐵器具貴上二、三十文，極少有能夠價格持平的。
這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
因為技術和生產組織上的原因，本身佛山的冶鐵就要比他們在南中的同行們高出許多。沒有低廉的礦石，沒有焦炭，沒有小高爐，沒有官家提供的兩頓管夠吃的肉飯，更沒有官家提供的棉衣作為工作勞保服，只能靠儘可能的壓低人工成本來維持生計。
更加要命的是，南中的鐵器出口，是執行所謂先徵後退的政策，也就是說，賣到廣東廣西的鐵器是不用繳稅的。而佛山的鍊鐵行業不但沒有這些優惠政策，相反還被官家視為現金奶牛。一旦有事情，大批的攤派就會降臨到每一個冶鐵業者的頭上。
於是，冶鐵打鐵的漢子們悲哀的發現，自己不管多麼的拼命下力打鐵鍊鐵，不管煉出了多少鐵，不管打造出來了多少精美堅固優良的鐵器，卻依舊是無法避免捱餓、破產的地步！無論怎麼努力，都是無法掙到錢！
當聽說除了要繳納九釐正稅之外，還要再繳納一分二厘的稅銀（這是胥吏們玩的一個花樣，按照現代的說法就是重複計算，重複徵收。一分二厘的稅銀是在九釐正稅的基礎上增加三厘，而不是一下子就增加一分二厘。但是稅吏們卻巧妙的將這兩個標準分開執行。），鐵匠們揮起大錘、火鉗將稅吏們打了出去。
被打得筋斷骨折的稅吏們在街道上苟延殘喘的試圖逃走的時候，聞訊趕來的冶鐵業者們熱情的將他們留在了這裡。
佛山的鐵匠們在最先揮起鐵錘的行會會首黃把頭的帶領下，開始了自己的抗稅抗捐活動。
一時間，手握自己打造兵器的鐵匠們，和那些握著各色農具的農民，南北呼應的對各處州城府縣產生了巨大的威脅。
當人們在城裡惴惴不安的惦記著祖宗牌位和祠堂裡的香火，家裡的房舍傢俱桂花樹的時候，從廣西傳來了更加惡劣的訊息。
廣西不但有民變起來抗糧抗稅，作為當地一大特色的土知府等土官也趁勢起兵作亂，打劫州府縣城。他們的做法可是要比那些變民要強橫了許多。土知府和那些苗瑤溪硐的大小寨首，混合著各地起來抗糧抗稅的民變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