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後，憑什麼還要收取上路費，公義和公理，從來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顧慮的。坦率地講，邱與可對經濟學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邏輯思維能力，使他頂著一個碩大的經濟學家的帽子，顯得異常滑稽。”
“邱與可的思維模式，是有違經濟學家的理性的，經濟學家的理性在於，採集真實的資料考察經濟現象，運用自己掌握的經濟學理論，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但邱與可做不到。一個學術團體要得到公眾的尊重，它得有可尊重之處，一個老人要得到尊重，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處。一個老人，利用自己的身份，用胡說八道力圖影響公共事務的決策，他必定遭到公眾的唾棄，一個學術團體助紂為虐，下場只會更壞。”
“我個人感覺，這幾年媒體正逐漸將邱與可往二傻子的方向驅趕，採訪中特意讓邱與可說些不著三四的話，然後熱炒，使其出醜。從邱與可文章中和講話中透露出來的思維方式，我認為邱與可相對於經濟學家而言，那是極不合格的，邱與可為某些行業或利益集團代言，卻死鴨子嘴硬不承認，這是嚴重違背道德和科學準則的。”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是對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知識分子必須恪守公平和正義、秉持道德和良心，為公眾利益代言。經濟學家中會出現個別的知識分子，但我不要求廣義的經濟學家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可以是學者、學人或者乾脆就是以經濟學謀生的職業工作者。我們不會以知識分子的標準苛求他們，所以，他們可以為政府、機構、社會團體、民眾群體和利益團體代言。”
“作為社會學科一個分支的經濟學，從誕生的一刻起，就打上了為利益團體代言的烙印。代言的本質是爭取本團體的利益最大化、或在增加社會總體利益下取得本團體的最大化利益，而不是忽悠其他社會人群，以損害其他人的利益來謀取本團體的利益，經濟學理論的內涵，也並不排斥經濟學家成為某一利益群體的代言人。邱與可推崇的美國的經濟學人，或受政府部門僱傭，為政府部門提供服務；或任職投資銀行，成為職業經濟學人，為僱主代言，為僱主服務；或任教大學和開辦私人研究機構，可以代言民眾，也可以代言自己，或者僅僅代言自己認為正確的經濟學理論，這些都無可厚非。”
“但是，經濟學家必須身份明晰，任職投資銀行，就不能以公眾代表的身份發言，民眾可以根據你的身份和自己的理解來判斷你的言論，信或者不信。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時，不僅將自己開辦的諮詢公司停了，自己的資金也委託基金替他投資管理。身份明晰，才談得上公信。為誰代言並不丟人，但不明不白，就很可能是在騙人。”
“經濟學家替人代言，或基於良知、或基於自己信奉的理論，無論理論對錯，都是經濟學家的本分。如果不是從自己信奉的理論出發，僅僅是為某一利益群體粉飾，則喪失了經濟學家代言的價值，成為了幫閒的吹鼓手。如果不明晰自己的身份，又是替富人說話，又是為窮人辦事，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則是不道德，至少是“經濟學家這個職業不道德，其行為是欺騙、以欺騙的手段謀取利益。邱與可的代言大抵都是如此，邱與可的代言欠缺良知。”
“所有的經濟學家、乃至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都是替人代言，要不代言全體民眾，要不代言某個特定團體，被稱為經濟學家的邱與可也應該如此。但是，邱與可具體代言的是哪一個特定團體，邱與可從沒說過，邱與可只說過為富人說話，是不是為富人這個整體代言，卻很難說，因為富人的定義就是模糊的，我以為的富人，也許在邱與可眼裡根本就是窮人。”
說到這裡，徐浩東看向了劉浚如副市長，“綜上所述，邱與可不但不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而且人品大有問題，劉副市長，我暫且說到這裡，現在，你說話的機會已經到來，我和同志們洗耳恭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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