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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掛礙，他的髮妻俞氏和兩個兒子李準、李端在津門還好安排，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則不好打發，她曾求過，哭過，或許還鬧過，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移。在致劉質平書中，他說：……不佞以世壽不永，又以無始以來，罪業之深，故不得不趕緊修行。自去臘受馬一浮之薰陶，漸有所悟。世味日淡，職務多荒。近來請假，就令勉強再延時日，必外貽曠職之譏，內受疚心之苦。……當然，還是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說得更詳盡些：及到民國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發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時候，即請了許多的經，如《普賢行願品》《楞嚴經》及《大乘起信論》等很多的佛典，而於自己房裡也供起佛像來。如地藏菩薩、觀世音菩薩……的像，於是亦天天燒香了。到了這一年放年假的時候，我並沒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裡去過年。有這樣的覺悟，有這樣的願力，李叔同便註定要披剃出家，皈依三寶。佛門廣大，方足以容此心，容此願。他原本就是看重器識的，“先器識而後文藝”的話，他多次講給弟子聽，其實也是講給自己聽。“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這就對了。1922年春，弘一法師在給侄兒李聖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對文藝事業盡心盡力之後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職六年，兼任南京高師顧問者二年，及門數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紹家業者，指不勝屈。私心大慰。弘揚文藝之事，就此告一結束。”誠然，文藝畢竟只是身外的附麗之物，只是枝葉，性命才是最緊要的根本。
李叔同於民國七年（1918年）農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寶，拜了悟老和尚為皈依師，法名演音，法號弘一。當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將油畫美術書籍送給北京美術學校，將朱惠百、李蘋香所贈詩畫扇裝成卷軸送給好友夏丏尊，將音樂書和部分書法作品送給最器重的高足劉質平，將雜書零物送給豐子愷，將印章送給西泠印社。出家之後，他自認“拙於辯才，說法之事，非其所長；行將以著述之業終其身耳”。
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引起外間不少猜測和評議，豐子愷猜測他是“嫌藝術的力道薄弱，過不來他的精神生活的癮”（《陋巷》），只算是挨邊的話。南社詩人柳亞子對故友弘一法師的苦行精修更是從未表示過理解。他認為，一位奇芬古豔冠絕東南的風流才子什麼不好乾？卻“無端出世復入世”，偏要“逃禪”，是不可理喻的。
李叔同出家後，謝絕俗緣，尤其不喜歡接近官場中人。四十六歲那年，他在溫州慶福寺閉關靜修，溫州道尹張宗祥前來拜望。弘一法師的師傅寂山法師拿著張的名片代為求情，弘一法師垂淚道：“師父慈悲，師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拋棄，況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見客可也。”（丁鴻圖《慶福戒香記》）張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頓好不掃興的閉門羹。弘一法師五十八歲那年，居湛山寺，青島市長沈鴻烈要宴請他，他徵引北宋惟正禪師的偈句婉言謝絕：“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火頭僧《弘一法師在湛山》）這一回，市長的面子倒還好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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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跡佛門（2）
弘一法師以名士出家，鑽研律部，發揮南山奧義，精博絕倫，海內宗仰。他日常以“習勞、惜福、唸佛、誦經”為功課，以“正衣冠、尊瞻視、寡言辭、慎行動”為座右銘。他喜歡以上乘的書法抄寫經書——他曾打算刺血寫經，為印光法師所勸阻，並集《華嚴經》中的偈句為三百楹聯，凡求書法者則書之，作為禮物，送給有緣者，使人對佛經起歡喜心，他將此視為普度眾生的方便法門。弘一法師早年“以西洋畫素描的手腕和眼力去臨摹各體碑刻，寫什麼像什麼。極蘊藉，毫不矜才使氣，意境含在筆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葉聖陶《弘一法師的書法》）。總的來說，弘一法師早年的字得力於張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