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人很快角色轉換，由改革維新的領袖、旗手、先鋒，轉換為守舊、保皇、成為歷史繼續前進的落伍者。如何認識這一現象，不僅關係到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第一代人的評價，而且成為如何認識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一個重要環節，值得進一步研究。
1、由維新派旗手到保皇黨領袖的康有為。
康有為，廣東省南海縣人，1858年生於一個富有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過正宗的儒家教育。22歲那年到過香港，此行使他“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制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複閱《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 。此後，學習了不少西方政治理論書籍和自然科學技術知識，思想逐漸有了變化。1884年開始編寫《人類公理》一書，後改名為《大同書》，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影響久遠的名著。《大同書》為世人勾畫了一幅“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生產力高度發展，一切生產勞動皆用機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勞”，工人地位最高，“工最貴，人之為工者亦最多”，既是工人，又是“學人”。
康有為一方面靠著書、寫文章、辦學講學，宣傳他的思想主張，一方面利用進京趕考等機會，先後七次上書光緒皇帝，主張變法改革。其中一次，由他起草，發動並組織有一千多應考舉子聯名上書皇帝，即有名的“公車上書”。後來，曾參與聯名上書的舉子們惟恐惹亂子而妨礙自己的功名，紛紛散去時，康有為又不顧風險，以個人名義上書皇帝。上書到達光緒皇帝手中，得到認可。1898年6月的一天，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委以“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遂後頒佈法令，實行變法維新。變法受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的反對，再加上維新派本身指導思想和策略上的失誤，推行百日，即宣告失敗。光緒皇帝被軟禁，康有為、梁啟超被迫出走日本，許多人被捕或被罷官，其中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康廣仁等六君子，血灑京城，為實行變法付出寶貴的生命。
百日維新失敗以後，不少維新派擁護者，看到依靠皇帝搞君主立憲的一套行不通，遂轉向革命，積極參加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孫中山等革命派曾邀康有為“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曰：‘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 。康不僅自己不參加，還阻撓弟子們參加，後來又組織“保皇會”，在華僑中開展活動，與革命派興中會對抗，極力反對革命。他撰寫《答南北美州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物質救國論》等文章，散佈革命必使天下大亂，“是使四萬萬之同胞，死其半也”，鼓吹“堅守保皇會義，聖主必復，中國必全，幸福必至”。他在“物質救國論”中專門寫了《論中國近數十年變法皆誤行》一節，宣佈變法活動是錯誤的，完全變為政治上保皇復辟，文化上尊孔復古的封建主義的衛道士。1927年康有為逝世前，曾接前清末代皇帝溥儀為康七十壽辰的賀禮，立即誠惶誠恐地寫《謝恩折》：“齎到皇上御筆：‘嶽峙淵清’四字匾額一幅，玉如意一柄，賜匾為壽。臣喜舞汴蹈，當即恭設香案，望北叩謝天恩祗領訖”。此時，清朝已被推翻十幾年，康有為仍然口口聲聲稱溥儀為“皇上”，稱自己為“老臣”，“微臣”，行文中寫到“皇上”一律比正文高出二字，提到自己時，字都寫得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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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康有為看近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2）
有個叫王眉五的人，1911年在日本見到康有為，曾問他：“何以人人皆談革命，推翻滿清，創立共和，而南海先生（即康有為）卻仍主保皇，擁戴君主立憲？”康有為回答：“我國民智未開，驟行共和，必致內爭。墨西哥之九十年內亂，法蘭西八十三年內爭，是皆前車之鑑”。康有為還針對有人說他保皇是為了個人名利，想當官的說法，在給馮國璋的電報稿中表示：“僕戊戌以來，主持虛君共和，先後言之，未有改也。先墳掘，亡弟戮，家產沒，二十年來，蒙難負罪，未嘗屈改，而冀得一官職、爭一權利。上質天日，下告國民，僕之心在救中國，拯生死耳” 。
2、 “長慧燭天”、“瓊花照世”的改革家梁啟超。
1943年一月，著名學者梁漱溟曾寫《紀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對梁啟超的一生做了如下介紹與評價：
“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