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和支援。正是在這種既有矛盾，又互錯互動的環境中，知識分子演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喜劇：慷慨悲歌者有之，不卑不亢者有之，誠心誠意者有之，誠惶誠恐者有之，無可奈何者有之，上當受騙者有之，卑躬屈膝者有之，阿諛逢迎者有之。對這些現象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言以蔽之。
自由主義者對五四運動的反思（1）
五四運動以後，人文知識分子們圍繞中國向那裡去，中國的文化向那裡去，中國的知識分子向那裡去的問題，進行了不同的反思，從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一部分人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之路；一部分人繼續打著“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成為自由主義者；還有一部分人固守中國傳統文化，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曾對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進行過猛烈的抨擊，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其“需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即使在當時，這一批判所表現出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友即敵”的形而上學傾向，也是十分明顯的。歷史早已翻過了一頁，今天我們從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過程看，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三者儘管所代表的真理性，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但在馬克思主義者強調“階級鬥爭為綱”，“革命戰爭決定一切”的破壞年代，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知識分子們，宣傳社會的漸進性和文化傳統的重要性，這對革命不能不說是有益的補充，對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們的理論著作對後人認識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過程，認識中國的文化問題，認識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提供了十分豐富而寶貴的思想遺產。
惲代英在1927年3月出版的《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中，對五四運動以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做過如下記述：“一種是主張要讀書的——胡適之便是一個顯例。他就五四的經驗，以為專事開會巡行來救國，是不行的；……他以為是由於中國文化程度太低了，所以主張非提高文化程度，提倡努力研究學術不可！……他並且影響了許多學生跟著他走去，所以五四運動，忽一變而為讀書運動！”，“另一種是不相信胡氏的讀書主義的，但是他同時也不贊成開會巡行的法子，以為要救國須先改良社會，所以這般人便去辦書店，設工場，設學校，組織工讀互助團，實行半工半讀的計劃。他們以為倘全國的人都能如此，將一件一件的好事做起來，中國便會達到好的地位，不知道這只是一些空想不可能的，中國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不論辦一件什麼事情，是逃不脫各種壓迫，國家先不能救，卻想先改良社會如何是可能的事” 。
胡適，是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認為五四運動的經驗教訓表明，專靠青年學生開會遊行的辦法不能有效的挽救國家危亡，要救國就要從重振文化入手，具體辦法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研究問題”，即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的種種問題；“輸入學理”，乃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整理國故”，就是透過整理古代典籍，“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尋出一個真價值來”，對舊文化， 要反對盲從，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整理；透過上述辦法，達到“再造文明”的目的。胡適的這套主張，其積極方面是繼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傳統，強調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和科學態度。他重視再造文明對一個國家的存在與發展的重要作用，應該說是很有價值的。正如一位專家指出：“文化力是促進人的解放的重要槓桿” ，文化的發展為人的解放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工具，對社會政治變革起著前導作用，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胡適本人在“再造文明”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豐碩成果，併成為“五四”以來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
胡適的悲劇在於，當歷史的發展、階級關係的變化把政治推向非常突出的地位時，他卻想避開###，“拿文化運動當做改良政治及社會底直接工具”（陳獨秀語），這就使他扮演了“誦五經退賊兵”的悲劇角色，也把自己置於時而聲言“不談政治”，時而大談政治的尷尬地位。胡適悲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中國文化傳統和民族傳統的瞭解，往往停留在書本上，而對活躍於社會和民間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對處於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的生活，缺乏真切的感受，甚至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如說“中國百事不如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這就使他的“再造文明”實際上變為“全盤西化”的主張。
自由主義者對五四運動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