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不顧威逼，不受利誘，經過千難萬險返回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其二，舊中國長期處於經濟落後、貧窮的歷史條件，使中國的科學技術知識分子更具有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許多人是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進行科學研究和實驗的，資金不足，裝置落後，並沒有把他們難倒，而是因陋就簡，利用現有條件，做出很大成績。這一傳統為後來搞“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的功臣們所繼承和發揚，在外國人嚴密封鎖，基礎工業落後，工作生活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創造出驚人業績。還必須看到，經濟落後的歷史條件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除少數尖端人才外，一般科學技術工作長期不被重視，一部分人學非所用，一部分人勞而無功，不少人的才能被埋沒。這種狀況，制約了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才得以改觀。
其三，在漫長的一個多世紀，中國社會一直處於艱難的改革程序中，政治的風波，社會的動盪，幾乎把社會上的一切人都捲入進來。中國的科學技術知識分子們，一直處於主觀上想遠離政治，而客觀上又離不開政治的矛盾之中，從而構成他們曲折、複雜的人生之路。有的堅持“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而不能，有的抱著“學會數理化，誰來也不怕”的忐忑心理，有的為了科學發展的需要，不得不與統治者合作，有的面對白色恐怖，取代人文知識分子位置，成為民主鬥士。美國人艾爾文·古得納在其一本研究知識分子的書中，對這一社會現象，做了如下分析：
“在招收大學教師受到政府嚴密控制的國家，如以色列，共產黨
員及任何看來傾向共產黨的人幾乎沒有機會被大學僱傭。所以，在中
東的某些地方，通常教師和其他人文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相對謹慎，而
醫生、工程師和律師由於其‘獨立性’，可能更多地公開表現他們的
激進。人們會記得切·格瓦拉是位醫生，喬治·哈巴什也是，亞瑟·
阿拉法特曾作為工程師受過培訓”42。
高爾基與列寧的知識分子理論（1）
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與列寧的知識分子理論
俄國十月革命以前，由於多數群眾處於文盲狀態，與知識分子存在著很深的隔閡，再加上各種黨派鬥爭的錯綜複雜性，這些歷史條件使得列寧側重以現實的###和黨派鬥爭角度看待知識分子問題。他認為：“大學……講堂在平時是專門用教授的哲理麻醉青年人的頭腦、使他們成為資產階級和沙皇政府忠實奴僕的地方”43，“‘大學生’屬於中等階層，屬於‘學者’，屬於‘紳士’，所以他對於人民是異己分子”44，“當代大學生有六個政治派別：反動派、漠不關心派、學院派、自由派、社會革命派和社會民主派”45。1905年4月，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第9條的發言》中警告全黨，對參加革命黨派的知識分子必須提高警惕：“一個小小的知識分子的基層組織是不能指靠的，但是對成千組織起來的工人卻可以而且應該指靠”，“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嚴加管束”46。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初期，蘇俄社會上存在著相當濃重的否定知識、仇視知識分子的現象。如偉大的革命作家高爾基曾反映極珍貴的圖書館一個接一個被毀壞的情景：“農夫們把所有被他們看來是有價值的東西都分運到各自的家裡去，而將藏書燒燬了，把鋼琴用斧頭劈掉了，把藏畫撕碎了。科學儀器、藝術品、文化用具在鄉下人的眼裡是無價值的”47。企業管理者都是不勞而獲的“享福”者，甚至“在工廠裡，幹粗活的工人對技術專業工人們的充滿惡意的鬥爭正在逐漸地展開；幹粗活的工人們開始說什麼，鉗工、車工、鑄工等等都是‘資產者’”48。在這樣一種氛圍中，社會上連連出現迫害知識分子的惡性事件，如：“不僅在烏拉爾，而且在頓巴斯的社會化的礦井中，都發生工人打死工程師的事件”，“莫斯科自來水廠總工程師符·符·奧爾甸博爾格爾由於極端惡劣的工作條件而自殺”49。一位法國學者談到當年蘇俄的情況說：“知識界的匱乏現象尤為嚴重，這好象是把蘇俄的腦髓抽取一空。那裡幾乎再也找不到工程師、醫生和教師，他們之中的十分之九已移居國外”50。
革命作家高爾基對這些社會現象的存在，非常痛心和著急，他一方面多次向列寧寫信，反映情況，提出意見和建議，一方面在列寧的同意和支援下，於1919年成立“全俄科學家生活改善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