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複雜飯味中，以上兩種東西的氣味不可或缺並總最濃厚。陳嬸扭著一雙小腳，做以上所有的事情，讓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孩子覺得她的工作很辛苦。
我們升入高年級部以後，搬進了新蓋的教室，房子再也沒有跳舞的枯草，屋內的洋爐子也換了中國造的。學校裡裝了電鈴，修了鍋爐房，並添了一位男工友專司其職。陳嬸除了看守門房，只剩下在冬天給我們點爐子籠火的活兒。但她的抱怨越來越多。抱怨自己老了，拎不動那麼重的煤球桶了。抱怨北京冬天驟冷驟熱的沒個冬天樣。抱怨最多的是這些個新爐子比洋爐子難燒得多，又小又費煤，一大早點著，到了第三節課，教室裡也沒個暖和勁兒。
後來我升入中學，不久“文革”開始了，聽人說愛抱怨的陳嬸是個漏網地主，抱怨就是她仇視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她被造反的紅衛兵遣送回鄉。我才想到，原來孤零零的普通人陳嬸也是有家鄉的。
小學二年級，正是大躍進的1958年。東華門小學的操場上砌上了小高爐，夜裡紅光閃閃，煞是好看。我們被要求從家裡找出鍊鋼的原料來。同學們拿來了五花八門的東西，有許多東西我是第一次見，香爐、佛像、蠟燭臺，甚至還有幾個精緻的首飾盒子。老師用一塊磁鐵來試驗它們是不是鐵。結果有許多東西被認為不是鐵，而是銅、錫或者是銀，甚至還有一尊長不及寸的佛像是金的。這些不尋常的東西后面，一定有一個個關於普通人家的故事。不過，那時在我們眼裡，鐵是最可愛的東西，它比金銀或者任何的家族故事都要珍貴。記得我從家裡拿去的一個不太破的臉盆被認為是銅而不是鐵的時候，我難過得哭了。
大鍊鋼鐵之後，是“除四害”運動。“四害”起先是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
對我們小孩子來說，最高興的是參加一種全城總動員的消滅麻雀的活動。大家都在公家規定的某一天，一般是星期天，跑到房上或樹上去，敲響一切可以敲響的東西，把麻雀嚇得無處停歇，最後驚恐疲累而死。我親眼看見過精疲力盡的麻雀飛著飛著就像被槍打中一樣地從天空中倒栽下來。
後來科學家們說，麻雀一年裡吃掉的害蟲比它吃掉的糧食多，就把麻雀的名字從“黑名單”裡去掉。但是人們已經習慣了除“四害”的說法，仍然這麼說。再後來，又有科學家很科學地在報上發表文章，題目赫然是《為麻雀平反》，並把“四害”裡的這一害改成蝗蟲還是嶂螂什麼的，但人們記不住，說起“四害”來還是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
學校的學生都是北京東城區普通市民的孩子。我們按著爸媽的意願儘量做到和別人一樣普通。我們走著和同學們一起上學，和大家用一樣的手縫的碎花布拼的書包。我們的衣著也和大家一般無二。50年代的日子，即使是共產黨的高階幹部，也是很樸素的。由於我們家子女多，我們的生活實際上不得不更儉樸一些。我記得，我們班上衣著最惹人注目的是電影演員上官雲珠的兒子，這是一個總是面帶羞澀的漂亮而憂鬱的男孩。我一直羨慕他有，一件玻璃（實際上是塑膠）雨衣。而我，一直到小學畢業，我的最高理想只是有一雙像樣的雨鞋和一把不破的油布雨傘。爸媽基本不給我們零花錢，我們的學習用品也是最普通的。為了讓媽媽給我買一盒班上幾乎人人有的12色圖畫筆，我費盡心機在媽媽心情愉快地會見客人時，當著客人的面提出我的要求。不過我們覺得這樣子很光榮，爸媽除了要我們在學習和品德上超過別人之外不許我們有絲毫的“特殊化”。這是五六十年代共產黨的幹部對自己子女的基本要求。而無論多麼高階的幹部，如毛澤東、劉少奇的子女們，對此也真誠地身體力行並引以為榮。這是那個時代的風氣，是那個時代各種神話中的一個真實的部分。
但我們仍然和別的孩了不一樣。這一點我們自己覺得，別人更不忘記。
那時下課後要上課外小組，就是幾個孩子一起到某個同學家一起做作業。同學的家長會用異樣的目光注視我，會問我許多我不大懂的何題。比如問我爸爸媽媽掙多少錢，我們家門口的警衛帶不帶槍。現在想來這些問題充其量是一種好奇，但當時我卻真實地感受到了歧視，這些提問總讓我如坐針氈。
還有一次我在西城區少年宮朗誦比賽中得了獎，到同學家做功課的時候她媽媽很不高興地對我說，這個獎應該是她女兒的。還一本正經地問我：為什麼會給了你，是因為你爸爸，你知道嗎？我說不出任何話，而且非常吃驚和傷心。從此我還失去了這個和我一樣喜歡朗誦的好朋友。
有一個時期，班裡一些男孩子流行說幾句